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自杀和生命的意义——来自脑科学研究的解读

生命本身是一个随机事件，并不具有高尚的意义。进化的结果使人类可通过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等给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感。当我们的生活方式使脑内奖赏系统获得刺激，就会带来生命具有意义的感受，这种感受给人带来更好的生存机会。生存的欲望是一切生物体最具特征的属性，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缺乏这种欲望。自杀主要发生于精神疾病患者，它并非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抗精神病治疗和适当的社会交往可以预防自杀。由于不同个体有着不同的大脑，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应该去适应各自大脑的特征。只要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对他人造成过多的伤害，政府就应该允许和保护人们自由地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     

"游"与"梦"——庄子与巴什拉诗学想象之管窥

游和梦分别是庄子与巴什拉诗学理念的基本元素,鲲化鹏、庄周化蝶、逍遥游等典故构建了庄子所谓的万物大化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局面;而围绕着梦作文章,巴什拉也创建了感性审美经验所蕴含的梦想的宇宙诗学观。二者虽差别迥然,却默契地创造了万物并在的思想理念,而庄子和巴什拉的诗学理论明显隐含着某种对话的可能性。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证实庄巴二人的游与梦搭建出的绚烂多姿的整一世界。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汲取精华,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基于此,首先论述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然后分析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最后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搞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为社会培养全方位的人才,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弹劾总统以及有组织的遗忘政治——攻击特朗普还远远不够

弹劾总统是重要的历史时刻,但我们必须超越它才能创造出真正变革的可能性。众议院的弹劾听证会变成了无尽谎言时代的政治剧场,两大政党的权力斗争并不妨碍它们为现有权力结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以及企业和监控国家辩护。宗教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经济独裁现在相互学习,促成了法西斯主义政治的最新复苏。软和硬两种缺乏想象力机器的崛起,将撒谎、残酷性和社会责任崩溃的文化合法化,但是,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在没有知情的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     

建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婚姻立法将分居作为离婚判决的根据之一，没有将分居制度化。这不利于调整分层期间的婚姻家庭关系，实践中法官也不易操作。因此，我国婚姻立法应当参照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我国的分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