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上海:剧场转型、文化重构与城市想象

以上海新近改造的三个剧场为例,追溯剧场历史变迁的三个面向: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由传统戏曲剧场转型为面向全球游客的多媒体杂技演艺剧场;影、戏兼具的新光影艺苑对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话剧与电影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转型为以欧美悬疑剧为生产主体的主题剧场;1933老场坊前身为“工部局宰牲场”,后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宰牲场,2007年被打造为1933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为本地实验话剧提供孵化平台.这些剧场的物理和文化转型成为重塑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及作为重塑中国剧场、文化和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构着充满冲突、多元各异的城市空间.三个剧场的成功转型,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技术的包装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借鉴.     

基于服务剧场理论的民族节庆活动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是当下旅游研究中一个热点话题,而且在学界对民族节庆的开发研究过程中,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本文以服务剧场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节庆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构建节庆活动真实性的要素研究框架,从东道主、游客、空间、文化四个维度探讨民族节庆活动的真实性要素。     

传奇而现代的故事诱惑与情感震撼——从故事模式看曹禺对剧场性的追求

曹禺创造的戏剧故事是一种既带有传奇色彩又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故事。它以畸形性爱为主导,诱惑受众的审美注意;以逃出监牢为核心,引导受众的审美层层推进;以贫富对立和长幼人生循环为基点,激起受众的怜悯与共鸣;以悖谬性为内在特征,形成复调性艺术效果,这就形成了既简明又丰富,既浅易又富于深味的故事模式,突出了审美接受的层次性,产生切合不同审美主体的可能性,把握了不同受众的情感闸门,广泛地撞击了受众的心灵,形成一种审美内驱力。因为抓住了受众的情绪与心理,牵引着受众的思想,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场势与张力。正是这样,曹禺的戏剧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     

关于戏剧性的构成——与董健先生商榷

董健先生的<戏剧性简论>是近年来戏剧性内涵研究的重要收获,他将戏剧性分成并列关系的"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对后者内涵的揭示存在论述矛盾.这种论述矛盾源于对两种戏剧性关系构成的误认.其实这两种戏剧性之构成关系并不表现为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构成关系.二者间的构成表面呈现为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其内在呈现则表现为"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实质上是"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的舞台实现的关系.只有重新确认两种戏剧性的构成关系,才能使"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内涵得到正确揭示,从而全面理解戏剧性的内涵与本质.在明确这两种戏剧性的确切内涵的基础上,应当用"戏剧性"和"剧场性"定义这两种戏剧性.     

非常态的三维放大与扭曲变形——从人物关系预设看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戏剧预设的人物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他总是赋予每个人物多重身份,承担着多种戏剧任务,建构起网状的戏剧关系,形成多向的性格冲突和内在的心灵冲突,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引导受众的审美注意;剧中人物总是被预设在由亲缘关系、情感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等主导的复杂三角网络关系之中,始终处于一种动作之中,融视觉、触觉、听觉以及动觉于一体,产生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张力,使受众持续保持审美期待;人物之问的关系总是被主体欲求所主导,不仅将三角关系异化为一种非常态,而且有意扭曲、变形、彰显和放大,产生一种惊奇效果,使受众始终处于心理优势之中,从而增强审美的欲望.     

《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

<申报>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它与近代上海戏剧艺术尤其是近代上海剧场的发展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是近代中国文化与艺术传播史上的重要个案.     

西方戏剧的舞台叙述(待续)

本文从表演叙述、舞台美术叙述、剧场叙述以及观众的叙述接受等方面分析了西方戏剧的舞台叙述的表现机制,探讨了西方戏剧的舞台叙述特性和舞台叙述模式,总结出一些戏剧叙事学中舞台叙述的一般规律.     

官员“亲民秀”的效应、成因与合理应用——基于剧场政治的分析

官员"亲民秀"作为一种彰显态度、表达情感的"剧场政治"行为,需辩证看待。顺应民意且符合媒介传播规则的"亲民秀"有利于塑造良好官员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强化政治认同,夯实合法性基础;而沽名钓誉的"亲民秀"则强化官民对立情绪,危及党和政府公信力,消弥合法性支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要求官民互动以彰显民主价值、培育人群互信,但仅对上负责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伪、劣"亲民秀"泛滥。新媒体时代,应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构建民主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多向度、立体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合理运用媒体工具,使"亲民秀"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深度契合,从而塑造良性政治生态。     

现代性的财富幻象及其发展伦理制约

人是目的,财富是工具;人是财富的源泉,也是财富的尺度;在能力与关系的统一中,主体能力是最根本的财富.不管以何种形式存在,财富都只是一种现实性、世俗性力黄.作为一种与神圣性相对的世俗性范畴、现实力量,财富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也有其问题与边界.财富幻象是对财富本性、作用等的不正确认识、非理性夸大,表现为本质幻象、结构幻象、意义幻象、方式幻象、时空幻象等.泛化的私有制是现代性条件下的根本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有其历史合理性,是现代性生成、发展、规范的重要动力,与现代性的生成与转换具有历史同步性;但也对现代性存在基础、运行构架、运行原则等造成了深层伤害,可能导致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终结"、"自然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文化的终结".相对于作为现实能力的财富,人与社会还有更多尚未展开的可能与潜力,财富幻象是对人的创造能力、发展可能的固化.自觉转换发展方式,探索现代性的多样可能性,是对财富幻象与现代性问题的具体伦理拯救.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

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的“陈总杀媳”案，经由近代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以及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积极奔走，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地区引起热议，其实质乃是晚清大变革中的一次启蒙与觉醒。不久闽南的职业戏班将事件加以演绎，在两岸的城市商业剧场搬演传播，使原本的悲剧案件成为娱乐与消费的商业戏剧演出。而南洋的说唱文学创作者，则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同时，以歌仔册固有的编创套路来劝诫、教化世人。以“陈总杀媳”作为研究案例，可以丰富对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