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公正与功利之间的我国缓刑--对我国缓刑立法与司法的反思

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没有被撤销缓刑,则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因此,缓刑是对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的反动,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公正性。这就要求立法和司法部门在制定和适用缓刑的时候,应当注意缓和、淡化缓刑的这一缺陷。然而,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努力,以致缓刑适用在我国经常展现出不公正的一面。缓刑的主要价值和目的均在于实现特殊预防,然而,一些法院在适用缓刑的时候,却经常忽视缓刑的这一价值和目的,致使缓刑适用并没有有效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缓刑的功能,同时防止缓刑的适用过于随意以致丧失公正性,建议将缓刑适用条件明确化;增设缓刑适用的程序性规定;建立健全缓刑考察机构,将缓刑考验落到实处;增设关于缓刑负担的规定。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之比较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有异有同。强调审美注意活动的无直接功利性特征与“自我”意识 ,注重主体的心理感受及其悟性 ,是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庄子“心斋”说的相同之处。而中西方不尽相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则使两说呈现出不同点     

杨玉良：大学过分功利对社会是个祸害

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一个大学校长论坛中表示“大学过于功利，大学校长过于功利，对社会将是个祸害”。杨玉良说，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也能合成毒品，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面对新世纪、新形势,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要求。新时期要真正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积极、主动、稳妥、有效地取得实质性进展,应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创新:观念上的创新、内容上的创新与充实、方法上的创新。     

后理论时代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价值启示

黑格尔美学具有社会学美学内涵,它揭示了美、艺术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在本质上的辩证统一性。黑格尔认为,美、艺术的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形成于艺术家的理性直觉。这不仅可以启发我们正确地认识审美与功利在本质上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直觉是认识性与实践性、理性与感性、集体性与个体性的辩证统一,客观全面地把握这一理性直觉思想,有助于我们在后理论时代中正确地把握文艺、审美的人文理性特质,有效地防止后现代反理性思潮的消极影响。     

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永嘉学派从理论上阐明了仁义与功利之间的关系,肯定了仁义的重要性,但认为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如果仁义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来,仁义就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最后仁义本身也就无法存在。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它可以使我们避免见利忘义,促使社会经济秩序更加井然有序健康地发展,进而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     

谢赫六法的历史解读与再评价

把气韵说理解成谢赫六法的核心和魏晋以来传神论的当然继承者,并由此把六法上升为中国绘画美学内向化进程的理论总结,是当前学界的通常做法.但考其历史原貌,却发现谢赫的绘画思想是重外在社会功用的儒家功利艺术观,所谓"气韵"之法,其实是出于儒家立场而对"形似"与"传神"所作的一种调和,是"形妙入神"的理论提升,并非重神略形的玄学观念.对谢赫六法的历史定位,需要在传神写意的内向化美学之外,还原他实属另一传统的真实身份.     

社办高校学生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初探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人们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社办高校学生群体作为ＺＩ世纪中国的建设者，其价值取向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对社会的贡献，因此，对在社办高校学生中占有一定市场的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的特征、成因及教育对策进行探讨已成为教育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实用功利型人生价值观是指那种以效用或功利为标准，盲目追求个人生活目标的人生价值观。其在社办高校大学生中的表现可概括为：价值目标实惠化即弱化政治理想，弱化社会理想，强化个人理想；价值定位偏离即理性标…     

市场道德活动及其实现机制

为需求所驱使的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行为，作为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目的性的一种具体实现，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行为在一定条件、一定意义上具有道德性，市场活动的社会性、市场共同体价值、主体自我道德约束对市场行为的道德性具有制约作用。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