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涅槃经》写经在北周和隋代的流行

《大般涅槃经》在敦煌文书中是遗留卷号最多的一部写经,而其中大部分的书写时间出现在北周和隋代。同时期的莫高窟中,以《大般涅槃经》为素材的经变画和故事画也十分的盛行,这既与敦煌地区的历史背景有关,还与当时名僧大都普遍修习《涅槃经》和朝廷的倡导有关系。     

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二圣庙碑》产生时间辨误

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八册,第213页所收《二圣庙碑》,题为"北周刻",无具体年月。细读碑文,发现此碑并非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所建,而应是五代后周建造,且有制作的具体时间。或许因首题有"大周潞州大都督府泽州陵川县龙川、普安、鸡鸣等三乡共造",编者遂误以为"大周"指北周,其实不然。     

杨坚代周立隋考辩

杨坚凭借外戚的身份侥幸掌政,不过八个月时间便代周称帝。为解释这种突起的变局,史学界常常从杨坚的家世及婚姻背景、长期篡周阴谋及汉民族崛起等方面进行考释。笔者认为,杨坚的辅政是刘等人与五王争夺权力的产物。就杨坚本身来说,他既不具备辅政的资格也未曾有篡周的阴谋,他的代周立隋只是在个人才智的基础上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皇帝脸上打草稿

公元559年6月,陈武帝陈霸先去世。当时皇子陈昌被北周拘押在长安,名将侯安都等人便拥立陈霸先的侄子陈蒨做了皇帝,是为陈文帝。第二年,北周为了挑动陈朝内部的争斗,故意把陈昌送回陈朝。陈昌在回途中写了一封信给陈蒨,措辞很不谦虚,陈蒨看后一肚子不高兴。他把侯安都召来,故作平静地说:"太子就要回来了,我应该让位,另找一个藩国作为自己养老的地方。"侯安都急切地说:"自古以来哪有被替代的天子!我这个     

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其意义

麟趾学士是北周明帝设置的文化著述职官。麟趾学士的主要执掌是“刊校经史”，主要的修撰成果是《世谱》。麟趾学士的设置为文士的集中创造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文士的文化交流和北周文学的发展。     

北周三教论衡与南朝佛教文化

北周自武帝宇文邕开始,共举行了11场三教论衡。从逻辑上看,论衡聚焦在三个议题上:卫元嵩的以儒融佛思想、佚名道教徒的夷夏之辨思想、释道安的内外二教思想。这三个议题都与南朝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卫元嵩的以儒融佛思想借鉴了释慧琳的《白黑论》,佚名道士的夷夏之辨思想继承了顾欢的《夷夏论》,而释道安的内外二教思想也是在吸收南朝相关宗教关系论和形神之辩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言,北周三教论衡是对南朝三教论衡思想成果的继承、融汇和改造。     

“武成“谥号考订

本文以新出土的北周墓志对唐修《北史》、《周书》中的谬误进行甄别、考辨 ,进一步探究了谥号扑朔迷离之根源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