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占卜习俗

本文认为萨满教和北方少数民族占卜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古代,占卜术往往被掌握在萨满手里.残留至今的萨满教遗俗中占卜所占比率仍然不低.萨满在举行治病仪式前或在治病仪式过程中常用占卜吉凶的方式来查寻病源体.用占卜手段来预知事物的前因后果的萨满是一种预言者型萨满.这类萨满掌握了古老的原始"预测学"知识,尽管其中有许多迷信成分,但也有一定的民间科学成分.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的基本表现与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占卜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不仅占卜的方法有所增加,而且关于占卜的理论和书籍也有所提高和增多.当时,占卜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西域占卜术东传与北齐西胡化问题

北魏分裂后,每逢东、西交战,邺下先行“黄黑蚁阵斗”以占胜负。黄蚁代表东魏,黑蚁代表西魏,双方展开阵斗,存活方预示胜利。这是源自西域的占卜术,龟兹、拔汗那等国皆盛行以元日斗戏占验当年丰歉,原理与邺下相同。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含着西胡东迁的历史。5世纪末,嚈哒吞灭西域诸国,掀起了西胡内附的高潮;东魏建立后,高欢迁都邺城及招徕河陇边民,再次掀起西胡东迁的浪潮。东魏在晋阳侨置凉州抚慰新民,酋帅与魏末官僚化的商胡被吸纳进政权。多股西胡汇聚邺城,形成了内聚力强的胡人聚落,造就其文化优势,深刻影响了河北风俗。邺下占卜术与太原旧俗,既反映出底层社会的西胡化特征,又折射出北齐西胡化勃兴于东魏且有连续性,是衡量北齐西胡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P．T．1047写卷卜辞与吐蕃相关史事考释

P．T．1047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一份羊肩胛骨占卜文书,现存192段落应是192次占I-的记录。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王朝军政大事及民众世俗生活诸多层面。以往有拉露、石泰安、王尧、陈践等多位中外学者对该文书做过译释研究。本文在前辈研究基础上,从分析写卷卜辞入手,参证P．T．1287、P．T．1288等古藏文写卷及传统藏史典籍文献,对相关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做综合性分析研究     

城市社区街头占卜类迷信行业兴起的定性分析

当前,占卜类迷信不仅在农村社区广泛存在,而且向城市社区飞速蔓延,并逐渐形成一种行业。本文以济南市为研究个案,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对该市占卜类迷信行业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发现占卜类迷信在我国城市社区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有机构成部分不能完全协调发展。占卜类迷信行业的兴起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政府和社会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想法设法将其破坏作用降低到最低水平。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论夏禹时代的占卜易卦

夏禹时代是尧(唐)舜(虞)禹(大)及夏王朝时代,其时大约为距今4300—3700年。此一时代,在考古学上谓之龙山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时代。夏禹时代之占卜易卦,需要深入探讨的有两处:一个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其铭文中的占卜易卦;一个是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卜骨现象和数字符号。作为单个数字的出现,如舞阳贾湖出土的时为8000年前的一个"八"字,西安半坡遗址出现的6000年前的"╳"(五)字,仅可作为一层意思。到了陶寺遗址中出现的4000年前的"O一∧一"(日一六一),几个数字符号连用且又和文字符号并署,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易卦。这一征象表明数字易卦作为完整的单卦,发展到此已树起了一座可资确证的里程碑。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代,则出现了一、二、三、∧(六)、十(七)、(八),即大多数的单个奇、偶数都出现了。这又一变化,不禁使人联想起由奇偶所组成的阴阳卦画,并可由此去探寻其卦画符号之渊源问题。     

游走在巫、医之间——敦煌数术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天医”较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道教典籍与宗教活动中,由于具备疗疾治病的信仰功能,故在魏晋隋唐进一步扩展到医学与占卜数术领域。古代中国“医、巫合流”的文化特质,注定类似“天医”等信仰因子要在占卜巫术与医学间游走,成为古代不同宗教学科所共享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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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文字与文明——以陶云逵在西南地区的占卜研究为起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察西南地区时关注的占卜研究进行重新解读,指出陶云逵所讨论的羊骨卜、卜和鸡骨卜构成了巫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羊骨卜是巫术思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基于约定产生,作为能指的兆象和作为所指的卜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兆象相互之间也没有构成规律性的关系。而鸡骨卜是巫术思维的另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兆象也即所指之间出现了语法规则——主客二元的分类原则。这是将自然与社会整合成一个秩序整体的认识方式。本文认为,对巫术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巫术和理性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后相继,二是指出文明不可能摆脱巫术,而重视巫术的伴随,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质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