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来自债券违约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对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造成威胁。以2020年11月永煤债券违约为外部冲击,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四个层面,基于2020年债券市场日度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与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AAA级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对债券市场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永煤债券违约事件导致债券一级市场发行规模缩小与发行成本提升,并显著提高了二级债券市场存续债券的回报。从短期市场反应来看,违约事件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异常回报提升)同时存在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层面;从长期影响来看,违约事件导致的存续债券收益率提升的负面冲击仅在地区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违约事件对低承付能力地区、低市场竞争程度行业、由内资背景机构评级以及低声誉机构承销的债券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短期负面溢出效应在高等级(AAA)债券组中更加显著,并且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并没有受到该违约事件的影响,说明信用评级膨胀问题仍然严重。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债券市场的引导,从债券市场信息中介(评级机构与承销商等)角度采取措施来防范与降低债券违约风险。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陈子展《唐代文学史》的学术成就与研究方法

陈子展先生的<唐代文学史>比较早地勾勒了诗歌、古文及唐代新出现的小说、词等文体创作的历史进程,从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与文学内部规律阐释了唐代文学何以繁荣的主客观缘由,细腻入微地分析了各种文学样式的文体特征与写作技巧.该书在研究方法与视域上推崇白话文学,擅长比较研究,巧于史料征引,因而有理由成为民国间所撰写的几种唐代文学史中最为优秀的一部.     

《论语》中君子含义的演变

孔子把君子概念由对贵族的尊称转变为对有德之人的尊称,这种转变在当时起到了激励新兴阶层自强不息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转变既保留了君子概念中的尊贵传统,又强调了内心高贵,从而在君子概念中隐藏了外在与内在之间的矛盾.君子德性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的贵族道德,普通民众被贬低为小人,伪君子开始出现.     

临高人乳名文化初探

海南岛上的临高人有较独特的乳名取名习俗和乳名使用情境.乳名不仅反映了其内在的语言内涵,而且映射出临高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态.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对临高人的乳名起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国际视阈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演进路径与完善措施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路径为,从“双峰”监管体系改革开始,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优化、重塑,进而完成规则的制定。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从银行体系展开,经过认证准备、改革实施、深化改革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的一般框架。在总结国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改革经验、回顾我国相关改革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可从把握“内外兼修”原则,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复杂业务,增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制定合理有效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监管体系全覆盖,以及根据新形势修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手段等方面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     

数字化背景下我国零售业跨界与融合创新发展研究

数字化背景下我国零售业跨界与融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从跨界与融合的内涵出发,研究了不同零售商业模式下的跨界与融合发展,分析了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驱动因素及其类型,通过阿里巴巴典型案例剖析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跨界与融合助推了零售业商业模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2)驱动零售业跨界与融合动因包括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国家政策和数字技术等;(3)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主要类型从结构、内容、方向、方式四个方面来划分:结构上划分为跨产业、跨行业、跨业态、跨品牌,内容上划分为渠道、技术、服务、场景等,方向上划分为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等,方式上划分为市场引导和政府引导等;(4)阿里巴巴集团实现跨界与融合的动力源于国家政策、企业技术创新和内外部资本等。地方政府应加大数字化投入,扶持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零售企业应进一步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动创新,促进企业的跨界与融合。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数据要素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营商信息环境。以股价同步性为切入点,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和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同步性,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媒体关注度的提高和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次数的增加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内部两类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起到了更大的信息增量作用。因此,政府要进一步深化智慧城市建设,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主线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同时,企业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通过数字赋能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全球生产网络是否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全球生产网络是现今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特征,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利用2000—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世界银行数据,在测算各国全球生产网络节点中心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生产网络的节点中心度、资本强度和贸易强度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本化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高强度节点与低强度节点国家,处于中间层次的国家更能发挥FDI带来的增长效应;相较于轮轴国家,与其他国家连接较少的辐条国家更能发挥贸易带来的增长效应;另外,以轮轴国家为核心的子群,更具FDI增强效应。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提升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度,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和资本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应积极融入以轮轴国家为核心的子群,通过集聚效应发挥FDI的作用,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