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历史心理学

西方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和历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虽不相同,但都把历史心理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将三者结合创立历史心理学。历史心理学研究历史上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及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影响。     

现象学的问题如何发生--德里达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解读

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有他自己的特殊理解,他研究了观念的历史,以及根据所形成的心理习惯构成的观念,当然,这也是观念对象构成的历史过程。发生是一个陌生的过程:在即将来临的历史中包含着一种中断。德里达描述了从某种确定的目的论返回到胡塞尔所新近确立的起源问题的运动结构。德里达研究稳定的结构与发生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德里达提出了关于解构的基本问题。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的个性的差别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八十多年历程表明: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课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不行,不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不行。毛泽东无论是作为杰出的历史人物,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集体智慧的代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进程中,发挥着开创者和奠基人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论社会进步及其评价尺度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作用,就存在着评价问题。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其实就蕴含在社会进步的内涵当中。由于社会进步可以归结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两项内容就应当成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进步评价问题上的重要原则。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一、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明确扶贫开发的具体帮扶对象;二、坚持开发式扶贫,把解决贫困问题与对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结合起来;三、坚持政府主导,广泛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四、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宗教的无神化——弗洛姆对犹太教的激进阐释

弗洛姆基于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对犹太教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犹太教圣经及其以后传统中的上帝不是超越于人的力量,而只是一个符号,它所表征的是人性体验。信仰上帝即反对偶像,也就是要摆脱对所有神圣的、世俗的非理性权威的依赖,成为一个实现自己善的潜能的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而不是外在的力量决定的,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决定他的现在与未来。人自由地实现其潜能的过程展开为人类的历史,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弗洛姆对犹太教的阐释消解了犹太教的宗教色彩,将其世俗化为人的价值与目标的象征体系,凸显了人的自由与独立。弗洛姆对犹太教的这一阐释,体现了他以人自身为出发点,强调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     

荣辱两重天的吴梅村

我在梳理江苏太仓的历史人物时,发现王世贞、吴梅村、张溥这三个人物是最值得研究的,也是太仓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如果为之写传,写电视剧,则当推吴梅村为第一。因为吴梅村是太仓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曾春风得意,大红大紫过,又失足毁名,备受煎熬。用吴梅村自语:“乃天下大苦人”。我注意到,对于吴梅村的评价,自他顺治十年仕清以后,从此评价泾渭,褒贬双方,各执一词。即便到了事隔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难以定论。有人说:吴梅村晚年的那些诗词有作秀成份。我以为,此说乃个人的凭想当然耳。应该说吴梅村晚年回顾自己一生…     

战国中晚期之杂家

先秦杂家是以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其宗旨,以不主任何一家、融合百家为其理论方法,有《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等为其代表作的先秦学术派别。先秦杂家是在战国中晚期社会历史大一统趋势和学术融合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充当了战国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过渡、学术形态转化时期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和传递者。     

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选择搭建多层次的道德规范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一是遭遇“道德无序”或“道德缺位”的实利主义时代；二是在道德准则上呈现超高标准化的“圣贤道德”的特征，一下子难以进入实践层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