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法律思考

姓名权是自然人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由于行为能力的限制,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决定权和变更权让渡给其监护人行使。但由于监护人意志的冲突,实务中经常发生各式各样的子女姓名纠纷,而现行法对这一问题的涉及则明显不足。为此,针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特殊性、实务中常见的子女姓名纠纷、现行法对该问题的规定等方面试作探讨,以引出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原则,并尝试提出些许建议。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再婚家庭为何出现赡养难

社会的开放和发展进步,使得老年人中再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然而赡养问题却又困扰着许多再婚的家庭.君不见,一些为人子女者制造事端,以各种借口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由此导致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使得他们再婚的父母烦恼丛生,甚至老无所依,落得晚景凄凉.再婚家庭为何会出现赡养难的问题?再婚老人应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作为子女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本刊策划编发这组报道,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深思.     

高校招生纠纷可诉化与高校的应对措施

高校招生纠纷即将由不可诉变为可诉,其法理基础是高校作为特殊公法人,其招生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高校在招生中要承担依法招生、公正招生、遵守招生合同等义务.高校因招生纠纷被诉的主要事由包括进行虚假的招生宣传、招生政策不合法、不按公布的规程录取考生等.为应对招生纠纷可诉化,高校既要在诉讼出现时积极应诉,更要注意避免被诉.高校避免因招生纠纷被诉的主要措施包括树立依法招生的理念、重视<招生章程>的制订与发布以及规范招生行为.     

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税收调控管理模型研究

在分析我国目前的指令配额管理模型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用税收手段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思路。结合我国流域的非畅流特点,提出了污染物人工调控和污染物间接不影响等几个基本假定,构建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结构描述模型。建立了流域跨界水污染税收调控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用理想点法求解出博弈模型的数值解。通过淮河流域的实证分析,得出税收调控管理模型明显优于指令配额管理模型的结论。最后分析了影响税收调控管理模型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论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根据“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显著特征,其解纷机制应满足形式灵活多元、合意性较强、跨国执行便利、专业水平高等需求。仲调结合作为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更能满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调结合主要存在“先调解后仲裁”与“先仲裁后调解”两种实践模式。为了优化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应丰富仲调结合形式与设置具体操作规则,加强仲调结合组织建设与解纷人才培育,充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克服程序质疑,健全错误仲调结合结果的救济机制,订立多边条约与承认互惠关系以优化跨国执行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辨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在理论界还存在分歧。但无论是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各国的实践选择来看,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优势都使其适用具有妥当性。不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具有有限性,这主要体现在调解的启动时间、调解人的配置、调解的范围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选择职权主义模式,反映在调解适用中,就是强调调解的司法控制,包括允许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明确法院对调解过程的主导、强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和加强调解协议履行的监督等。     

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的法律定位及完善

面对著作权纠纷的增多和审判压力的加大,我国各地对专业调解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但仍存在设置主体、组织定性、管理体制、人员结构不一,规则不健全等问题。直接和表层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定位不明,深层的原因则是理论上对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及其纠纷解决功能认识不足。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是纠纷解决的群众自治性,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城市开放型社会现代性纠纷解决而产生的新型群众自治性调解组织形式。因此其应归属于人民调解的法律范畴,通过《人民调解法》的修改,为之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其机制设置。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