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述评

《万国公报》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 ,但它在近代中国却以鼓吹变法而出名。本文对《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评论 ,既肯定其鼓吹变法有利于维新思潮的形成 ,某些变法主张对维新派和清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又指出其宣教的最终目的和为英美利益服务的立场     

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

鲁穆公变法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穆公任用儒家之故 ,更非穆公任用子思之过 ,而是穆公未能完全听信儒家尤其是子思之言所致。子思已非其祖父式的儒家 ,而是以鲁学为主、并蓄齐学之后的集大成者。子思师、公仪休为政的鲁穆公变法与子夏师、李悝为相的魏文侯改革处于同一潮流 ,具有同等意义。子思对儒家学说的成熟、法家思想的定型均有贡献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以国家问题为中心的新考察

国家问题是传统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颇为重要的问题。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中国面临现代性缘起的积极回应。在一定意义上讲 ,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制度后遗症 ,是传统中国近代化展开的结构性障碍。宋代宗族社会的兴起以及王安石变法以后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结构 ,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影响 ,这一区别昭示了近代化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变法乎?不变矣!--《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

长期以来学者对康有为1888年在京师活动情况的了解，主要依据康氏本人的自编年谱、文稿以及其弟子的著述，据此，学界对康氏早期从事变法活动的历史曾予以了很高评价。然而，从康有为的个性、处境及思想动机看，他频频上书权贵很大程度上系受到清议风尚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在京期间，像许多落第士人一样，康氏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他戊戌时期的政治活动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康有为的早期历史后来被康、梁有意无意地美化了。     

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