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游改编的跨媒体想象力与叙事机制

网络时代的影游改编对想象力的美学变革、理论重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类富有成效的跨媒体生产实践丰富了想象力的理论建构。影游改编的媒介转码与互媒性的文本架构、渐进机制与角色扮演的互动叙事以及受众参与的身份编码与社区认同，促使网生代受众在个体身份编码、重新部落化的同时，建构独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审美意识形态，预示了跨媒体想象力时代的到来，对于电影与游戏产业的深化发展与融合、创作类型与生态的丰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情感上成为观众予以接受或抵抗现实生活、宣泄情绪的重要途径。在对部分现实题材样本分析整理后,笔者发现情感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被提炼出来,因此情感意义的产生在文本叙事中发生,即在情感叙事中创作者将一系列意义信息在叙述中进行编码,受众在探寻影像情感修辞的过程中会按照不同程度的理解对意义进行解码。本文尝试对包罗情感的叙事单位予以结构性描述,说明其中的组合和递归原则,进而根据某种规则和形式阐明情感与影像叙事密切关联的要素、技巧和呈现手段。     

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浅议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中转变政府职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小机关大服务成为了改革中的一项内容。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在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的开展中,如何使政府的职能作用做到华丽转身,成为了影响改革大局的一个问题。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了四项理念性的看法。     

论石黑一雄小说的双重叙事

石黑一雄作为当今英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中运用了推动作品叙事进程的双重叙事,即叙事路径、叙事揭示和叙事声音。这些叙事策略展示出人物叙述者对事实的晦涩态度,同时,随着叙事的步步展开,它们又对事实的抽丝剥茧产生了微妙的助推力。《浮世画家》是这种双重叙事的典型:叙事者基于当下回忆过去;他愧疚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虚荣;故事真相不能从独白中获知,却可以从对谈中推理得出。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