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柳宗元散文的创造价值和文学地位

柳宗元的文学业绩是和中唐古文运动联结在一起的。柳宗元首次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 ,解决了内容与形式和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以及古文文体形式的问题。柳宗元以其创作的杰出成就 ,不仅压倒统治文坛数百年的骈体时文 ,而且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书序·咸乂>和<尚书·君奭>两次提到巫咸.孔安国作为西汉古文经学家,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巫指姓氏,咸是其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从文字构形切入,认定巫咸的身份是殷商朝廷的巫师.马融、郑玄师徒兼通古文和今文经学,他们一致认定巫咸兼有朝廷官员和巫师的双重身份.司马迁作为孔安国的弟子,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对巫师所作的叙事和认定未能一以贯之,有时回避他的巫师角色,有时又把他纳入巫师行列.     

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圈子的领袖地位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嘉道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姚门弟子"中梅氏年寿最长.此是天时;梅氏居京二十年,桐城古文得以扩展,此为地利;梅曾亮与京师士人的雅集,则是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