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贡举再探——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

北宋中期正处于科举由“系列事件”向“制度”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科举机器已经确立，从皇帝到士大夫就其重要性也达成了共识，但存在着从科举内容到科举定位的种种分歧。欧阳修对行政人才教育方式与选拔标准的反思、对士大夫知识权威建构的努力、对科举制度化的贡献，直接表达于其知贡举的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结合法国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再探北宋贡举。结合“活”的制度史研究与法国史学“个案研究”理论，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事件”切入，将科举史、文学史、水利史、制度史、政治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考场策问、考生籍贯，以及欧阳修公文中对“事体”的论述等，最后借鉴法国社会学理论作观照和理论阐发。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辨证

《尚书·周书》所载的殷商事可借助甲骨卜辞得到验证，但贸然的两相对比极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通过与甲骨文类似的辞例比较，《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实与甲骨卜辞中的“成”无关，亦不指“成汤”,而且句中的“成汤”与“帝乙”还存在先后的等级落差。“自……至于”的辞例不仅具有表示落差排列的义项，其中也往往添加“卒”“皆”“撤”等一类的范围词，《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中的“咸”就属于这一类现象。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古文运动视域下唐代佛像赞的演变

佛像赞自六朝出现,到唐代文人笔下开始出现了背离序文骈偶、赞文四言的文体书写规范的现象,这些改变主要发生在中唐时期。这期间序文逐渐散文化,具体表现为采用介绍造像者的史传格式、以倒叙和插叙方式记事、引用人物话语、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塑造出虔诚发愿的人物形象等特征。细节与情感的真实可信在序文中得到强调,这与中唐时期对"心性"的重视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有关。与盛唐时期以偈为赞的写法不同,中唐时期的赞文或改变四言的章法安排,或采用七言等句式,以便更流畅地叙事表情。佛像赞中教义的言说和画面的描述最终让位于叙事言情,带来了体式的改变,使这一实用文体具有文学性和形式美,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宗教韵文中得以交汇。这些革新应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环节,亦可借此看出宗教信仰与文体改革之间的张力。     

《尚书》之法性 ——中国古代道法学初步

《尚书》的义理所表达的是古之“彝伦”(常道)。从法学的角度看，《尚书》篇目本身可视作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形式，作为上古之书，《尚书》的法学特点是因法律形式而言义理，很早就采用了道法合一、以宪统法的表达形式。《尚书》的形式、体系和内容都说明了它既是一部古老的法典，又是一部古老的法理学著作，还是中国古老的“道法学”在法律上最早的体现。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唐代墓志中的纯儒形象与思想研究

在唐代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服膺儒学、排斥佛道的“纯儒”士人。尽管从已发现的墓志看来，纯儒士人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纯儒的形象与思想才显得更加独特耀眼。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在这些寂寂无名的纯儒士人中也不乏发端或者回响。如果将唐宋变革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继东周之后的又一次哲学突破，那么纯儒便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异端佛道的排斥者，在这场突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轼《东坡书传》述略

《东坡书传》是苏轼自己颇为重视的三部经学著作之一，历代《尚书》学者也多有称引，但是近代以来却无人注意该书。本文从《东坡书传》的撰写和流传、《东坡书传》的主要成就和后人对《书传》的评价诸方面，初步探讨了《东坡书传》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