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跨文化交际与词语附加义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文化鲜明的民族性,而词汇则是将此外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跨文化交际并非是简单的语言知识运用,交际参与者为了更好地互相理解,更顺畅地进行沟通,必须熟悉和了解第二语言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多语言多文化能力。     

什川镇古梨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

有着“塞上小江南”之称的的什川古镇因其百年古梨树而被美誉为“中国第一古梨园”,随着近几年甘肃旅游业的崛起,什川镇旅游开发也崭露头角,自2004年第一届“什川之春旅游节”开幕以来,什川镇的古梨树便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研究.为了更好的保存这一资源,当地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仍存在诸如管理不善、汽车尾气危害古梨树等问题.通过访谈和调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本中字母词的标义手段及其历时变化

文章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字母词在文本中呈现的多样态语形及其历时变化进行描写，并探讨其背后的机制与动因。文章认为字母词使用多种标义手段造成文本中字母词呈现出多样态语形，标义手段的使用能够为字母词提示部分或全部语义信息，是解决语义理解困难的有效手段。对标义手段使用情况进行的历时考察表明，在“省力原则”的驱动下，标义手段的使用频率在总体上呈现出随字母词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趋势。文章还简要讨论了普通外来词使用标义手段的现象。      

对“官邸制”的新认识--从权力制约角度展开

一“、官邸制”权力制约的新思路 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告诫世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正是因为权力的这一属性，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许多的先贤大哲就开始投身于权力制约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世界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作出了贡献。     

乐府古辞《陌上桑》异文笺证与解读

乐府古辞《陌上桑》就其母题来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桑林母题,其本事来源恐亦非止一事,然而就其文本所流露的线索推断,其写作时间似为东汉末年;该诗在不同版本中出现了文字上的差异,而部分词语也存在解释上的差异,亦可为其写作时间提供语言文字上的佐证。文本字词的改动里隐约有着时代的因素,因此对《陌上桑》文本中的字词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对乐府古辞的理解。     

论古英语诗歌中荒野景观的文化内涵——从亨利·列斐伏尔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谈起

将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景观置于空间理论视阈下考察,它们呈现出多层次含义:既表现为《贝奥武甫》里与文明空间的对立存在,也可具象《流浪者》等抒情诗歌中人物内心的荒凉,还在《古特拉克A》等宗教性诗歌里体现为人物发展的阈限阶段。这些个人、社会、宗教方面的指涉意义折射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合力作用下人们对社会关系、身份构建和家园概念的认知,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     

Phusis与Natura的词源考察与词义分析

希腊词phusis与拉丁词natura都是西方的"自然"概念,是罗马人将phusis翻译作natura。通过对二者进行词源考察和词义分析可知,它们都具有本源、存在和性质等基本含义;但是二者的词根之间和词缀之间的差异使得phusis的词义比natura更具能动性,并且phusis更倾向于意指"创造"等动作的目的,而natura更倾向于意指这些动作的结果。     

额儿古涅-昆传说与蒙古人的原始精神

额尔古纳河流域是蒙古族的发祥地,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记载着原蒙古人来到和离开此地的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社会构成、故事情节和生动画面。学者们常常传诵和引用它的感性表述,但对它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却研究甚少。然而,额儿古涅昆传说的真正意义可能就在挖掘、传承和弘扬它的精神。本文通过对传说的真实性及其精神实质进行历史和逻辑的分析,部分地澄清它的真实性的同时,抽象概括了蒙古人原有的根本精神,即"乞颜精神"和"捏古思精神"。这原始精神作为民族灵魂以永不枯竭的智慧和力量引领和推动着蒙古人的勇敢与开拓创新、和谐与适应发展,使得蒙古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断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