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以“道德缺失”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道德缺失”是转型期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当代的“道德缺失”现象并非严重到了危机阶段，中国古代也不是“道德天堂”。今天的道德困境可以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这种问题的解决，需依靠有效的维护机制作为保障。落实到根本，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市民社会。     

加快发展城市会展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愿景

<正>会展经济,是指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展览和展销等,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会展经济可分为会议与展览两个部分,并往往融为一体,这样会议因展览而增加了内容,有了直观效果,而展览因会议提升了档次,更显其专业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会展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助推器。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经济一头连接生产,一头关系消费,不仅本身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带动交通、     

垃圾焚烧厂的经济补偿问题

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动态监控体系的建立，综合考虑空气、噪声、废渣等多种污染因素，利用高斯公式建立关于污染物浓度的模型，得到总体环境质量等级；居民风险承担经济补偿方案的设计，利用环境污染等级划分补偿区域，综合量化人口密度、区域面积、居民年收入水平、污染等级等因素，采用J型的变权函数和综合评分法得到各区域的经济补偿分配情况；从各污染物浓度偏离均值的程度来判断设备故障的发生，在大量数据的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环境警报系统，并依托于居民环境风险承担保险对居民进行经济补偿。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数字

2513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汽车销量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中汽协预计,受GDP增速缓中趋稳的影响,汽车市场预计会维持平稳增长水平,2015年销量将达到2513万辆。(来源:经济参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