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问题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研究法律规避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对法律规避的概念、对象、性质、效力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     

论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

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目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以及操作上的混乱。其实,只有判决效力扩张所及的第三人,才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因此,从判决的效力出发,可以找到问题的破解之道。由于不同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有异,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也应有不同的界定: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原则上无案外人适格,仅特定情形下的第三人除外;人事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部分第三人具有案外人适格,而公司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则完全不可能成为适格案外人;反射效力所及的第三人通常也无案外人适格,但当事人诈害诉讼的情形除外。     

论国际贸易惯例效力

国际贸易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自发形成的,惯例的采纳与适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国际贸易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其性质导致对当事人不具有强制性或法律约束力.     

论房屋联建合同法律性质及效力的界定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房地产开发的类型也名类繁多。其中房屋联建（亦称房地产合作开发）是房地产开发中重要的类型之一。2005年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房屋联建合同也作了相关的具体规定。因此,准确地认定它们的性质和效力成为解决房屋联建合同争议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磨屋联建合同的法律性质入手,归纳了在实践中存在的类型,对房屋联建合同效力要件进行了分析。     

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比较法研究

本文梳理了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内容违法民事行为法律效力制度,总结了这一制度的国际立法经验与立法趋势,认为国际法学界并不认为所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都归无效,而是对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行具体分析,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慎重对待公法对私法事务的介入。     

财政担保效力刍论

我国《担保法》禁止国家机关提供保证担保，新《预算法》重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禁止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提供担保。但是无论从理论层面审视，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都需要对财政担保的合理性和效力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据以对财政担保的效力从立法或司法角度进行适当修正。     

中国继承权诉讼时效适用的五个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继承法》第8条应参考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将"继承权纠纷"限定在继承人与无正当权源的人因其占有遗产而且否认继承人的继承权所发生的纠纷。继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权利被侵害应界定为继承人的权利被实际侵害之日而非继承开始时。2年和20年的期间均为诉讼时效,2年期间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但20年的期间只能延长,不能中止和中断。继承权诉讼时效届满后,遗产占有人仅取得向继承人返还占有物的抗辩权,不能取得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继承人仍可以向遗产占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梳理及实践动向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环境标准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定位;二是作为具体的环境标准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及其实施方式;三是环境标准效力的具体法律实现。在这三个问题上,尽管学界达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的相关动向却展示出不同的趋势和取向。梳理这些差异,有助于深化对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关系的认识,推动我国环境法治科学发展。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权力清单的行政法构造

目前我国权力清单是由行政系统内部通过行政文件的方式进行构造的,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因为它将权力清单作为一个事实行为、内部行为、政策导向来看待。事实上,权力清单是具有严格的行政法属性的,不应当与行政政策相等同。如果仅仅将其处理成一种权宜之计,就会大大降低权力清单在行政法治中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权力清单必须和我国行政法治的完善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修改行政组织法,将行政系统中的综合权限和职能权限予以厘清;对相关部门行政管理法进行修正,针对每一个部门管理将该领域的权力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来;制定专门法典,列举相应的权力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