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     

论杨坚代周建隋

本文从北周末年统治阶层中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探讨杨坚之所以顺利代周建隋的原因，这些政治上层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展现当时的政治格局。杨坚和周宣帝宇文斌贝在周武帝驾崩之后的相互利用使杨坚的势力得以发展，周宣帝在自己地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打击杨坚势力，在此时周宣帝的突然驾崩又为杨坚提供了时机。在“三方之乱”中，杨坚利用了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尤其是利用了地方军事力量平定了叛乱，顺利建隋。总之，杨坚篡周建隋是在北周末年中央集权已有很大发展但仍不完善的夹缝中完成的     

两周金文中“乃”字的词性和用法

两周金文中"乃"字有代词和连词两种词性,代词"乃"主要用为人称代词,个别时候用为指示代词;连词"乃"主要表示承接关系,偶尔表示假设关系。对两周金文中"乃"字词性和用法的调查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其在上古汉语早期的应用情况,亦可为针对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语料和有益的补证,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

周作人借鉴西方资源 ,确立了在尊重人性基础上的现代儿童观 ,并倾力于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关系的探讨。他早在 1 91 4年写的《童话略论》和《儿歌之研究》,对童话和儿歌分别作了全面而不失深刻的研究 ,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并且 ,遵循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同时并举的一贯做法 ,周作人又对当时儿童文学界的许多错误倾向 ,予以持续不懈的批判     

探询"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论周作人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

周作人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探究"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这一基本价值指向,虽然和左翼作家的自由追求大不相同,但潜在地符合了新文化传统逐渐彰显的"本土化"趋势,和胡适等人的自由诉求隐相呼应。这些积极因素与其政治短视并存,反映出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在应对现实生存时的某种困境。仔细考察这些内容,对于重审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应对关系,不无裨益。     

周作人儿歌观考辨

周作人儿歌理论体系由民间儿歌与新儿歌两部分构成，其核心要点是“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由于该理论是在新儿歌（创作儿歌）缺席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其中“儿歌者”之“儿歌”当是特指民间儿歌，并非新儿歌。因此，周作人儿歌观之实质乃是“民间儿歌即童谣”。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从《诗经》看周人农业文化型的生命节奏特征

周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独特农耕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以强大的力量鼓荡着该民族一代一代的人们去适应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大而言之 ,他们的情感生命在一年中可分为春、秋两大节奏 ,这是由农事活动以春、秋为两大节奏决定的。小而言之 ,他们一天内的生活、行为、情感、心理都不可违背地分为早、晚两大节奏 ,这又是农业人生自觉遵守大自然的运行规律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切 ,我们都可以从《诗经》中看得很清楚。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周朴园与侍萍关系研究综述

周朴园与侍萍的爱情关系,引起许多争议。仅按照阶级本质,道德善恶来规范生活中或作品中的人物,无疑要以抽去对象的无穷生动细节作为牺牲。多方位、多角度研究人物才能解释作品中角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