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亚洲事务顾问托尼先生造访驻马店市公共关系协会

正今年9月6日至9日,应驻马店市政府市长武国定之邀,由驻马店市公共关系协会具体承担接待的澳大利亚总理亚洲事务顾问、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中华商会高级顾问托尼先生率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中华商会参展团一行,出席了在中国河南驻马店市举办的"2014年中国农产品加工贸易洽谈会"。会间,澳大利亚中华商会参展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冀州帮”与保定近代商业

近代以降,冀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愈来愈多,从地域来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保定的冀州商人主要经营布线业,在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传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保定商业的发展。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做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企业家——专访四川省工商联文化产业商会会长张建华

2011年1O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京闭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我国商会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及措施

近年来,在国外我国产品被控反倾销的次数不断增多,而相比之下,胜诉案件的比例却没有同等增长,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秩序和出口贸易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商会应利用其自身优势,确定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积极参与对华反倾销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变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的各种被动局面.     

论越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中国轻纺城商会是随着绍兴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越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本文从越文化入手,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探讨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     

文化篇：群力共助阿坝发展 企业要走出去，企业家们要回归——专访成都阿坝州商会会长李进

阿坝州风雨兼程已走过了六十年，经济、社会、文化各行业风采迥然，成果显著。而在这多彩的幕后，一群有识之士，多年来怀揣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断奉献。比如，李进带领的成都阿坝州商会、王勃领衔的四川东旭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为阿坝州商业和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搭建平台 服务民企 共筑和谐新江浦

近年来．浦口区江浦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把以“服务引导、沟通支持”为方针．按照高标准认真履行商会的工作职能．为江浦彰显产业集聚魅力，提升区域竞争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8年荣获省工商联基层组织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9年获得市“五星级”基层商会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