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说新语

"回来头一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失眠了。‘青山’是从温州起步,再走向国际的企业,如果回温,我想应该不仅仅是带回几个项目,那样作用有限。我希望签订的项目能带动产业发展,帮助温州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在外面做得再大,还是想回来。最主要原因:我是一个温州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

我国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研究方法渐次深入,研究角度各具特色,理论框架业已形成,理论共识基本达成。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展开为政府干预派与市场自由派、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双重博弈”;“合作伙伴”的理念体现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培育商会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新型伙伴关系建构的组织保证与现实路径。     

近代中国商会商事公断处职能研究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近代商会商事公断处的职能和作用,相信会对构建完善的民间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等,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并为消除社会矛盾与混乱、构建和谐社会基础,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     

论商会的性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而法律对商会性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商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用,进而影响到商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国家立法皆将商会定性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中介职能。我国商会的性质应定性为社团法人组织。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纷纷在经商所在地组建起自己的组织——温州异地商会。由于其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异地商会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异地商会在拓展温州商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边界,促进民间商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形成。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援建时代福建企业在彭州的发展现状与思考——对“闽彭合作”现状的调研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使得与汶川同处龙门山脉的彭州市成为十大极重灾区之一。远在东海之滨的福建,千里驰援,重建灾区。在后援建时代来临之际,福建援建的彭州企业发展状况良好,福建商会在此过程中亦起了不可磨灭的引导作用。闽彭经济合作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福建援建的彭州经济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用工困难、缺乏媒体的跟踪报道、能源供应、行政区位因素、交通制约、政策扶持等等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

澳洲新南威尔士悉尼中华商会,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商会之一,它在中国近代商会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保护旅澳华商的利益、推进华商华侨融入澳洲社会,为澳洲的多元文化建设,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反对外国侵略,捐款赈济国内乡亲,投资创办工商企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视域下协商型社会组织的构建

“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提出，使得如何构建协商型社会组织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各地区社会组织数量与政府信息公开状况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与协商开展密切相关；对2014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专题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发育不足是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瓶颈。应以服务绩效增强社会组织的网络覆盖，以外部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内部规范的民主化，以制度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培育社会组织适合于协商民主的社会资本，推进协商型社会组织的建设，进而促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全面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