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人犯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移交制度有别于国家间的引渡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各国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移交合作的过程中,既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国虽然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也可能会遇到与向该法院移交人犯有关的合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了解移交制度基础上,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研究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对策。     

论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法律控制

国际社会曾经默认战争权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但近代以来,随着战争危害性的逐渐升级和人权意识的日益提高,国际社会开始了从限制战争权到禁止、废弃战争权的立法进程,直至将侵略战争犯罪化。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世界范围内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权正式确立起来。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没有具体规定侵略罪的构成要件,也没有对侵略罪的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及其惩治下定论。有些国家担心"侵略罪"和"战争罪"的设置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等问题会触及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因而至今对于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持回避与消极态度。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共同的基本原理和价值观念上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国家必将成为和平社会的主宰。     

国际刑事法院与中国主权之冲突根源及其对策初探

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中国主权构成潜在威胁,其根源在于:普遍管辖权的蚕食因素、启动机制的强制因素、战争罪的衍生因素以及程序性审查权的优势因素。中国政府应当顺应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反思和修正绝对主权观,并加快国际犯罪国内立法进程,健全国际犯罪追诉机制,以有效屏蔽国际刑事法院的威慑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     

论国际刑事法院之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是国际社会法治化、民主化的重大转折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以补充性管辖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管辖原则、管辖条件和程序。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使管辖权的目的是维护司法独立性与限制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规则获得普遍认可,完善某些机制是必要的。     

国际刑事法院吓阻国际刑事违法行为的能力:一种理论上的评估

许多从事国际刑事司法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士,包括为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人员,都宣称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吓阻力,且有能力剥夺国际刑事违法行为人的豁免权。这些人通常假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强力吓阻效果的可能性。但是,鉴于21世纪危害人类罪的日益高涨,上述主张仅是充满希望的宣告而已。文章立基于犯罪学视角及其解释,主要检视了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刑事违法,尤其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潜在抑制效力。为此,我们展示了当前吓阻理论的研究状态,并评估其能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前述人士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所认定的实效。     

国际规范演进的另一种路径——基于美德伦理学的视角

文章通过国际关系学和美德伦理学的学科交叉视角,试图勾勒国际规范演进的另一种途径,提出国际社会中始于个人随之被国际社会化的美德伦理也是促进国际规范演进的一种路径。继而,笔者通过国际刑事法院中的美德伦理研究,验证了美德伦理是国际规范形成的有效动力和道德载体,它能够在国际规则运行中抑制违背普遍伦理的行径。通过国际美德伦理观的构建,国际政治行为体在设计国际规范过程中会依照人类的美德伦理所传达的"愿景"来构建合理的秩序。     

普遍性管辖权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之比较分析

普遍性管辖权作为国家刑事管辖权的一种,是国际法规定的专门适用于国际犯罪的管辖权。而国际刑事法院自诞生以来,有关其管辖权的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性质着手,对普遍性管辖权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总结分析。     

公海生物资源的国际刑法保护

海洋生物资源在短期内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其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各国都制定了法律法规对本国领海所属的海洋生物资源予以保护；对于公共海域的生物资源，国际社会也制定了相关的国际公约进行保护。然而，由于有效权力监管的缺失，对于破坏公海生物资源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方式。鉴于此，对公海生物资源的保护可以发挥国际刑法的作用，以国际刑事法院为国际司法主体，完善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公海生物资源犯罪方面的不足，使国际刑法在保护公海生物资源方面作出贡献。     

国际刑事法院若干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刑事司法的重大进展。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以补充性管辖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管辖原则、管辖条件和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国际刑事法院有可能对非缔约国的权益产生影响，并导致其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和立场从积极支持到竭力反对，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应从自身实际和利益出发，处理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并为适时加入做好准备。     

前南刑庭视角下的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法发展最为突出的领域莫过于国际刑法,其中前南刑事法庭的设立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因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安理会之下的前南刑事法庭相比,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促进了国际刑法的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