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对生态保护的意义

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祭祀活动,反映出壮族的自然至上和人与有生命的自然物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生态文化观。壮族的自然崇拜在客观上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植根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心理上的迷信思想,影响壮族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形成。     

"天"的伦理意义与当代伦理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主神和至上神.天没有超越性,天人不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天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伦理上升为类似于天的崇拜对象,形成伦理崇拜现象,即崇拜的对象不是终级的天或者其它至上者,而是特定的伦理体系或伦理原则.了解伦理崇拜及其文化来源,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民间膜拜倾向的特点,才能理解无神论与膜拜迷狂的两极舞蹈.     

寻找失落的神草——关于■草的考释

前人对《山海经》姑媱之山“草”的诠释,常常只抓住“服之媚于人“的致媚性能而忽略了其叶,其华、其实等植物特征。“草”虽为“媚草”,但并非媚草类的通称。“草”亦非“灵芝”。在先秦文献中“芝”并无神秘意义,“芝”被神化肇端于神仙方术家,谶纬之学将其神学符号化。李善注引宋玉《高唐赋》云:“精魂为草,曰灵芝”,反映了战国后期神仙方术思想对楚文化的影响,是楚地原始巫风自然神崇拜向神道设教的圣物崇拜转化的一种表征。本文尝试将其致媚性能与植物形态结合起来加以考释,从而提出草即淫羊藿。     

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圣物崇拜

18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东正教传统。贵族收集的圣物大多是来自社会上层信教者——沙皇、高级僧侣、信教的父母和亲属。以基督崇拜、圣像崇拜、圣母崇拜、圣徒崇拜为内容的贵族圣物崇拜体现了东正教传统信仰的精髓(宗教体验和信仰)。人性、整体性和理想性是俄罗斯贵族精神面貌的特征。     

"圣人有情":论王弼政治伦理的行为主体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行为主体特征方面对王弼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论述,同时指出“圣人有情”对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实际意义。     

陈希迁及其前后南禅文化的创立和传续——看古代宗教如何培育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

岭南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泛神崇拜无法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它表明在多种宗教和习俗信仰并存的我国,各种宗教自觉因应社会进步提升人生观、价值观的信仰境界,尤为确保社会和谐和宗教自身有效传续所必须。惠能、陈希迁和曹洞宗历代高僧成功实现南禅文化创立和传续的历史告诉我们,深化对不同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互补性探索,是宗教提升自身信仰境界,培育和谐社会精神资源的有效途径。     

近代北京的行业神崇拜

近代北京主祀行业神灵的庙宇、会馆约有60余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宗教寺庙,另一类为工商会馆.京城工商行会祭祀行业神灵的传统,源于中国文化尊祖敬宗、崇德报功的多神宗教意识."百工杂技,各崇所宗".既有一业多神,又有一神多业.近代北京工商行会的宗教祭祀活动,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即自明清以来儒佛（释)道合流的历史趋势.京城工商行会民众的宗教意识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与实用性格.随着近代京城社会的发展与动荡,宗教的实用功能日渐减弱,行会民众的宗教信仰日趋淡化.     

满-通古斯语民族鹿崇拜钩沉

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满-通古斯语民族,大都有过使用驯鹿的经历,也曾将鹿作为重要神灵崇奉。自当地生态环境变化,驯鹿丧亡殆尽之后,鹿崇拜也随之衰亡。鹿神的消亡尘封了一段满-通古斯语民族萨满信仰的重要历史。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突出了"体"与"知"的关系.文章力图探索王弼在道与无、言意象、体与知等不同方面,对圣人问题的解决;探索王弼通过"圣人体无"思想,化解中国传统中形上与形下之矛盾问题的努力;并指出王弼对问题的解决及努力,给后来思想史的发展仍带来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