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作为一种观念的发生史

原始的"道"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就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的公共资源.但在后来,在它自身的发展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意义上的分裂.正是这次意义的分裂导致了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而老子独特道论的出现,是"道"在其意义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的必然.     

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形上意义及现实意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子形上学的重要命词之一,但自古以来就遇到来自各个层面的误解.本文广征古注,正本清源,又从文字考释入手,旨在阐释"均"之本义,以此恢复孔子此一大命词的本来面目.其核心结论在于:孔子所言"均"者,乃道德层面的先天原则而非物质层面的后天技巧.     

法律观与国家观:中国法治建设的“基因工程”

任何民族都有历史形成的意识层面的"基因"。中国传统的"天道哲学"是经验的,由此演绎出"法出于权"的法律观和"家国一体""差等秩序"的国家观,并在此基础上置换了某些西方舶来价值的终极指向。现代政治建设应引导社会培育现代的法律观、国家观,关键在于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两汉天人话语中太尉的灾异责任之考论

太尉为秦汉时期的高级官员,属于三公之一。其职权范围虽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掌兵统武、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权力却始终为律令所保障。在两汉的天人话语体系中,司马主天的共识使太尉与天道发生了联系而获得天公之名,三公分责又进一步成为太尉面对灾异承担责任乃至被策免的依据。在复杂的灾异政治中,司马主天、三公分责又成为皇帝转嫁道德责任、巩固自身统治以及外戚和宦官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理论武器。因而,以太尉为代表的三公不得不成为两汉灾异政治的牺牲品。     

刑期无刑——“刑”在《尚书》中的天道意义

《尚书》中的"刑"乃是源于具有普遍规范力的天道,由古之圣贤象天而则。因此,无论制刑还是用刑,都要有敬畏谨慎之心。这不仅是针对百姓庶人而言,《尚书》还强调天子、王公也要无涉于刑,目的便是要顺应天道。在此基础上,"刑"更具有了教化层面的作用,制刑用刑的最终目的就是"以教祗德",其理想归宿便是"期于无刑",刑教使众人皆有道德,无违于天道。     

周敦颐《太极图说》发微--试论先秦文献与北宋诸子天道思想

文章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等文献出发,探究了先秦天道观中“无极而太极”思想的萌芽与周敦颐、张载、苏轼等天道观的渊源。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天道、道德伦理、审美境界之关系探析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影响深远,但最终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调和,形成中国化佛教。文章探讨了佛教与传统文化之内在天道观、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的区别,旨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     

草原情结与生态意识——蒙古族文化对知青文学中生态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生态问题关注较多的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在内蒙古下乡的知青作家如张承志、羌戎等深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始终离不开那古朴的草原,并且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生态环境的担忧。本文将从图腾崇拜、人类精神家园和天道终会战胜人道的发展思路几个方面探讨知青文学中生态观念的生成。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