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汉熹平石经历代变迁考

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刊成后曾被董卓之乱及永嘉之乱战火殃及,冯熙、常伯夫任职洛州期间又将其毁弃分用,此后曾被委于榛莽;复经由洛阳迁至邺,又由邺迁回洛阳,再由洛阳移至长安三次搬动。黄初补其缺坏,北魏崔光曾修复之议,北齐时又被施列学馆,然至唐魏征收集时,石经已十不存一。唐宋时期曾有少量残石出土,民国时期数百方残石出土后散于公私之手,而建国后发掘和征集的残石近千块。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合作社“自治化”还是“行政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推进中的路线之争剖析

"自治化"与"行政化"是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相异的路径。前者是一种社会"自组织"行为,由民众主导"自下而上"展延,更能体现合作经济的本质;后者则是借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易使合作社"异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路线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外化出了人们对合作经济进行中政府角色及行政力量参与程度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叙事自我：特质与情境的整合

特质与情境之争与自我观密切相关。传统心理学假定自我是作为精神实体而存在的，则行为是由特质决定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自我是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建构而成的，则行为由情境决定。叙事心理学认为生活故事形成并建构了一个人的自我与人格，故事为一个人的自我提供了特质与情境的统一。叙事心理学将叙事思维引入心理学，用生活故事架起了一座连接特质与自我的桥梁。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