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公主病”

现在很多女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公主病”.不过,如果都像近期流传的某视频中的主人公一样病入膏肓,可要及时医治了.这段视频中,女主人公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如公主般刁蛮任性,工作中也对同事呼来唤去.有人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表现. “公主病”者为数不少 “公主病”者指过分自我感觉良好,并且要求获得公主般的待遇的女性,多数是未婚年轻女性,从小受家人呵护、伺候,依赖性强,行为骄纵,有问题常归外因,缺乏责任感.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挪威育儿家庭政策的经验

育儿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问题,也是关于福利国家和性别平等争论的主要战场。在育儿家庭政策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在育儿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国际视野中,挪威的育儿家庭政策不仅是"妇女友好"的福利政策,同时也是"孩子友好"的福利政策,对我国出台育儿家庭政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包括制定法定的休假政策、采取局部地区试点实施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监管。     

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牧区村落社会发展——以青海牧区塔村为个案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乡村社会建设工作的战斗堡垒。在青海牧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党的政策在牧区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事关牧区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事关推进牧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以青海牧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塔村为个案,观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在牧区社会中,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建成了敢于担当、为民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还改变了村容村貌,激发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牧区乡村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搁置在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互镜"比较才是科学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这既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根本之所在。     

浅议当代新疆哈萨克族饮食中的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解释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并强调了社会性别的内涵。饮食人类学从饮食的角度关照社会性别,并解释社会性别在人类饮食中的演绎和诠释。本文就当代新疆哈萨克族饮食结构中社会性别的问题进行一番讨论,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与其呈现的特点。     

游戏与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基于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在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中,精神分析学派是最重视游戏问题的一个流派。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学派学家都提出了自己对游戏的不同观点。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对学前儿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心理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亲子游戏与亲子关系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儿童在同伴游戏中的角色扮演能够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培养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此外,游戏是儿童释放攻击性驱力的最好途径,有助于儿童学会在与别人交往时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掌握友好的交往方式,从而使儿童形成良好的社会性行为。由此,从学前儿童的亲子交往、同伴交往、社会性行为三方面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对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进化论思潮与唯物史观的传播——近代中国两大思想关系刍议

进化论思想与唯物史观同为近代中国影响广泛的思想。二者的传入时间接近，并且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随着进化论思想在现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质疑，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也经历了重新的审视。文章从近代思想史发展的事实出发，重新厘清两种思想的关系，并具体论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否从广义上归结为一种进化论的思想，以及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是否经历了一个向唯物史观转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