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具有特殊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和“互惠”,忽视或破坏这两个原则,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和文化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小农的反抗是“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的革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微反抗,包括行为层面的和象征性符号层面的,有其自身逻辑和意义,并影响着日常政治的运行。斯科特的研究堪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对当今农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十五载春秋凝练大国“三农”情怀——访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陈文科先生

正人物名片:陈文科,男,1945年生,湖北鄂州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学术顾问。曾任和现任的主要学术与社会兼职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三农研究院顾问、武汉城市圈研究会会长。陈文科先生长期师从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朱剑农、张培刚,从农业、农村问题入手研究大国改革发展,特别是以大国"三农"问题、大国经济转轨和大国改革变形为主攻方向,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对发展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现阶段农业家庭经营研究》(1990年)、《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研究》(合著,1992年)、     

中国粮食减损的小农参与:回顾、反思与展望——以河南省A县捡麦人为例

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实现有赖于粮食系统的转型,涉及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传统小农行为方式的再认识。聚焦中国小麦收获环节传统劳作方式的变迁过程,通过对河南省A县19个村庄捡麦人的实证考察,揭示了农村捡麦人的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研究发现:(1)受农业土地制度、机械收割技术、理性经济人逻辑及农户个体差异的影响,农户参与粮食减损行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呈整体性消退的趋势;(2)通过倡导和重振小农参与的粮食减损行为,对缓解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延续粮食节约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活力具有重要价值;(3)国家推动粮食减损,离不开农村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小农参与为核心的多主体协同减损机制。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不文明现象的哲学省思

中国虽然是礼仪之邦,但不文明的现象却时常出现,且时常引发冲突。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受传统小农社会观念的影响,而小农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国人的文明礼仪往往局限在熟人之间,当超出熟人社会后,人们的行为常常失去规范,变得不文明,甚至会诉诸暴力。二是,传统的文明礼仪常常与金字塔式的关系网勾连在一起,或者说权力的维系需要一套文明礼仪的装饰,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尽管是一种伦理交往,但却是不平等的伦理交往。三是,就现实而言,虽然市场经济的力量渗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却还没有真正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而文明与市场的契约精神联系在一起。文明社会的形成依赖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赖于学校教育中教师的良好文明举止对学生的示范和引导,更有赖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问题制约着家庭农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阐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基础上,从“家庭农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期限、劳动力结构、农业收入构成和其他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认定,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     

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历史性贡献探析

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前身,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效制度保障。在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践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分组分队、包耕包产","三包两指标、四固定","四包制度"以及"包工到户、责任到人"等形式多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是改革农村生产体制的初步探索;它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实践典范;它是发展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时代先声。     

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的适应性分析

首先指出信用社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体现在提供相对低风险的个人贷款方面,进而对我国农户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农户的主体是“道义小农”的结论。其尽管贷款风险较高,但额度小,需求旺盛,加之以合作制为基础的信用社以其独特的先天效率恰可以有效地控制农户贷款的风险。因此在为我国大多数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方面,合作制的信用社比其它金融机构更具优势,合作金融制度在我国农村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界定"小农"概念是认识和把握小农经济形态变化的前提,也是解开整个问题的一把钥匙.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未过时,中国目前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超小型"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超大型的"赢利性家庭农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世界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是以农场規模不断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二者交融互补、相件而行,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互相排斥的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九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