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的行为逻辑——基于华北鲁县三个新居建设试点村的研究

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变迁是外部要素和小农自我意识的综合呈现过程。社会化拉近了小农与现代市场的距离,改变了小农的社会关联方式,启蒙了小农的利益意识。反过来,在经济理性支配下,利益考量逐渐成为主导小农选择行为的核心。社会化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农户的市场约束与行为逻辑——社会化小农视角的考察

当今中国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也不同于社会化大农,它是介入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小农,即社会化小农。因为它已经从传统的"为买而卖"逐渐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面临市场化、社会化的货币支出压力,社会化的小农行为已经从依靠熟人关系、道德市场转向求助货币武器和紧缩性的保守选择应对市场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荻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农户交往社会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以豫东任村为分析对象

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共同作用下,当下农户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越全面的变革,各种社会力量对农户的交往方式形成越来越强的形塑作用。从社会交往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五个层面,探讨农户交往社会化的现实表现与基本特性,可以发现,当下农户的交往方式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张力与互动之中,其社会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一状况对农户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重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构成了潜在的牵引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村公共治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利用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14个省份450个村庄共7839户农户的农田水利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民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催生新的农民经济组织，推动农地产权交易，改变治理系统的条件，影响农民集体行动，进而增进农村公共治理；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正向调节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不利影响。因此，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增进农村公共治理，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社会化视角下农民的经济压力与幸福感

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对农民的生活认知和感受形成了多重影响。一方面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客观的生活幸福指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农民在进入更充裕的消费市场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的同时,又面临着严峻的货币支出压力,期望值与满足能力之间的张力凸显,消费欲望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对称显现,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不强。     

小农与法治

目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非由小农所致,而是由于小农权利的大面积的丧失所致,也是多年来小农在法治真空状态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保护小农的权利。就目前的情况看,应保护小农对土地、教育、自身人力资源、自己合法收入的权利,对组织制度创新的权利。     

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

国际理论界关于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存在所谓"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中国自明清以后的600余年,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农业"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终结和现代农业的转型.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虚置产权"和"平分机制"的体制性障碍,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造成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疫情应对中农户生计与粮食安全

从社会根源看,新冠疫情并非人们通常所称的"突如其来",实际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即它与都市化和全球化的陌生人交往模式有一定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疫情不过是现代人日常生活微观行为的结构性爆发。小农社会及其心态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间或可说蕴藏了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防疫抗疫经验。同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乡村社会危机,尤其体现在对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的影响方面。后疫情时代需要特别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从保护农民生计安全的角度,创造条件激发农民的生产致富积极性,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基础。     

当代社会变革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刍议

社会变革是社会自身发展完善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媒等宏观方面探讨社会变革中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网络对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与对策

网络时代对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影响是文化传承的断裂、传统权威的瓦解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因此,我们应从社会、学校和家庭等三方面齐抓共管,采取多项措施减少这些影响对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负面作用。     

小农生产方式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起源

资本主义的起源主要是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程。小农生产体系包含两重原则和两重矛盾:中心原则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小农生产,边缘原则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小农对土地日益需求和土地集中垄断化的趋势是主要矛盾,小农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则是次要矛盾。中心—边缘原则的颠倒预示着小农生产体系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转化。小农生产方式克服危机的不同路径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差异。在资本主义产生后,小农生产方式不一定通过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克服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可以解决小农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但工业化却不一定意味着这小农矛盾的自然解决。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中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变迁

百年来,伴随着作为乡村社会基础的农户自身特点与行为特征的巨大变化,中国乡村社会也历经了相应的转变.这一变迁大致表现为:农户活动地域的变化使乡村由封闭变得开放;农户认同逻辑的变化使乡村由重情变得重利;农户自身特点的变化使乡村由礼俗社会走向理性社会.具体地说,在原子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是封闭的重视人情的礼俗社会;在集体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是全能控制的动员型政治社会;在社会化小农时期,乡村社会成为开放的情退利进的理性社会.     

试论网络传播与大学生社会化

网络开辟了大学生社会化的崭新时代，为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和空间，使大学生社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社会化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大学生社会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呈现出新的特点。对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会化新特点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