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与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部门

中国城市正式经济部门和非正式经济部门在组织、就业和市场类型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两部门之间存在着有限的职业流动性。对外来劳动力实施就业歧视的制度安排是城市非正式经济部门产生的重要原因。非正式经济部门是外来劳动力在城市正式就业制度壁垒的限制条件下创造的一个替代性劳动就业结构，它不仅履行着对外来劳动力的显在的就业替代功能，且发挥着向社会挫折群体提供经济流动机会的潜在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然而，不断增长的非正式经济部门是以高昂的公平和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解决的出路只能是从改变限制个人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入手，通过加快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产业发展和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和双重就业结构，实现对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有效控制和转化。     

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陕西案例的研究

在经济转型期背景下,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研究陕西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陕西产业结构演变带有明显转型期特征,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变几乎不产生影响,在经济转型期,外生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原因;经济转型期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分别呈现“负效应”和“正效应”,但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从VECM模型的短期动态部分看,产业结构成为就业结构改善的显著障碍,产业结构的所有制性质及重型化特征,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口红利的结构分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人口负担减轻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扩展,从人口的生产性提高的角度将人口红利分解为人口负担减轻所追加的额外生产性所带来的数量型红利,人口质量结构优化所带来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配置优化形成的结构型人口红利,利用中国1952年-2009年的长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力供给充沛使得人口负担减轻,高学历劳动力相对增加引起人口质量结构的优化,以及劳动力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引起人口的产业结构配置优化。上述结果提升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优化对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度达到40%。     

就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劳动就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就业管理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新的就业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市场机制已经成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主要力量,劳动力的流动范围不断加大,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就业结构日趋合理,就业规模迅速扩大.     

产业转型与就业转型特征变化——先进港口城市转型分析

港口城市功能的转型是港口与城市、产业转移及其就业结构调整的动态调适过程。产业转型发展往往与城市功能转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就业结构及其内涵的调整一般滞后于产业转型。本文首先分析先进港口城市转型时期的一些关键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东京、大阪、釜山等国外先进港口城市在从港口国际化和多元型经济发展阶段向港口城市网络或城市自增长阶段的转型时期,城市功能、产业构成与就业结构的变化特征及其内在联系。这对处在转型时期的港口城市非常重要。     

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强调——千方百计扩大城乡就业规模 抓紧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促进就业是各级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在6月13日举行的全省就业创业工作暨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政府要牢牢抓住高校毕业生就业等突出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城乡就业规模,主动调控和优化就业结构,推动实现更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化研究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充分就业,需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二者相互协调.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化路径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使用结构偏离度指标可知,甘肃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各产业容纳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为实现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需要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问题一直存在,而且区域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运用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两项指标,比较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差异以及二者的协调性问题.结果表明:三大地区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且还呈恶化的趋势;中、西部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大于东部;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不仅都为正值而且越来越小.第一产业仍存在剩余劳动力,尤以西部地区为甚;与此同时,第二、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就业空间,但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均在下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