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域下迷信的解析

我国现行法律将迷信活动界定为不属于宗教范畴的非法行为。但迷信活动是理性抉择的结果,是一种巫术行为,迷信与宗教并非对立关系。因此,法律在规制迷信活动时应作区别对待。     

人类学视域下“老人自死习俗”的民俗信仰本质与文化价值——与基于“食物匮乏”基础上的“野蛮、不孝”说商榷

基于对自死窑的田野调查和传承人的采访,结合历史文献和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老人自死习俗"是基于原始巫术思维而形成的民俗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其历史起因上的食物匮乏说,由这一认识引起的价值判断上的野蛮、不孝之道德说,是对该习俗的误读。解释"老人自死习俗"本质的理论应该是人类学,而不是伦理学;依从于民俗信仰的老人自死习俗没有因社会的主流文化进入文明时代而完全消失,而是在一些地区、某些民族中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自死窑及其传说是具有世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     

壮族节日巫术形态

本文以民族志和田野考察资料作为研究依据,认为壮族节日活动中,隐含着祈求巫术、驱鬼巫术、占卜巫术三种巫术形态。壮族群众在节日里,利用各种巫术手段来满足自己驱邪避鬼、祈福消灾、预测丰歉的意愿。     

患病之后：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疾病的社会史之五

人类学的任务是要对世界各不同民族的情况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从“未开化”状态到“不文明”状态，最后到达“文明人”状态各阶段的文化演进。在人类的疾病中，除了一些因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疾病，如忧郁症、白血球过低症等，今天常见的许多病种都古已有之。那些“不文明”状态中的人是如何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呢？     

豫让复仇故事在后代的接受及其争议

替代式复仇是豫让行刺赵襄予故事的核心构成,属"接触巫术".豫让不等同于一般的刺客,而因古代"士不遇"文化形态及其多种机制,使其逐渐在接受过程中,成为刺客形象的一个典范,母题意义变得突出,成为一种带有非凡美学意义的"情境单位",从而"为主复仇"这一"意识母题"产生,强烈的道德情感和是非观念也汇入其中,与侠义刺客的人物性格、楷模意义结合起来.尽管宋代后豫让屡受非议,但其复仇故事提示了后世叙事文学、包括相当一部分史传复仇载录的方式,以及作者对故事描述所可能引起重视的期待.     

汉武帝时期的巫术与政治

汉武帝笃信巫术,并把巫术当成一种追求他的理想抱负和情感需求的工具。巫术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汉武帝对巫术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对巫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到"疑",再到"恨"的过程。     

《浮士德》中的母题分析

《浮士德》这部作品洋洋大观,涉猎极广,出现了多样母题,如死亡与重生、爱情、巫术等,而行文紧凑,结构精巧,母题的纷呈没有影响其整体意韵,反而赋予其独特的魅力。通过分析其中的主要母题,从全新的视野解读了这部经典作品。     

《搜神记》巫术灵物的文化意蕴

《搜神记》的主要内容是"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这些内容包含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巫术文化。在巫术活动中要使用一定的工具作为一种沟通人神的媒介,这种工具一般被称为巫术灵物,也叫巫术实物。大多数灵物是被用于驱鬼辟邪由此而体现了深邃的文化意蕴。《搜神记》中所记录的神鬼巫术故事中运用最多的巫术实物是植物和动物。这些作为巫术实物的动植物体现着中国早期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凝结的文化蕴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人类的宗教思想。     

探秘神奇巫术：湘西“辰州符”

辰州符，是古代辰州（含今日湘西自治州大部）一带治病的巫术，其治病的方法不用药草，而是用一种咒语和符篆：由于这种治病的巫术多用符篆禁咒，加之它多流传于古代辰州，故名之日“辰州符”。辰州符的治病方法又叫“祝由科”，其最早的源头可推溯至《黄帝内经》，当属于原始时期古老的神秘文化的遗留物。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经历了由巫术仪式叙事到祭礼仪式叙事、民俗仪式叙事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结果。中国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促进了中国歌乐舞合一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催生了道教的形成。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对于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随着官方的礼仪不断融入民间生活，神话的仪式叙事逐渐演变为能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民俗仪式叙事，人民大众成为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主体，对中国节日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