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创新中的公平正义——福利企业对社会企业本土化的经验启示

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重要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纳入道德维度的衡量。兼具"企业定位"和"明确的社会目标"两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企业近年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市场中运用商业化手段参与竞争和追求盈利,但其运行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特定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由于社会企业是舶来的新概念,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必然面临与既有组织形态相适应的问题。在我国原有的类社会企业组织中,福利企业具备较高的契合度,并且在立法建设方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创新的转型中,社会企业的立法应当与制度环境、社会治理核心领域相结合,明确政府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帮扶弱势群体,要注重规范建设,采取分级认定和管理的方式对社会企业进行管理。     

给战争取个好名字

回顾美国百年军事风云不难发现,历史上,美国无论是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还是发动一场战争,都会冠之以一个行动代号。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巴拿马领导人诺列加实行军事独裁和毒品走私为由,出兵巴拿马。在作战行动准备阶段,联合参谋部指挥官托马斯.凯利中将将行动代号最终定名为"正义事业",     

《周礼正义》楚本、中华本误改辨正

《周礼正义》楚本和中华本的误改主要表现为:不注意校释术语;不注意表述方式;不注意用字规则;不注意词义;不追究僻义;不注意孙氏之校;不注意所据版本;不据原书改正引文讹误;不核原书擅改引文;所据失实;引甲书而据乙书擅改;转引而据原书回改;强求本句字面对应;误解所指。     

个体追求独特的原因和个体差异

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于人们追求自我与他人差异性这一现象从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和理论建构。然而由于研究领域和视角的不同,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也不乏矛盾之处。本文旨在总结和整合以往在探讨个体寻求自我与他人差异性这一领域内的重要研究和理论,并分别对追求差异性的内部驱动因素以及个体差异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为何少数族群的参与较少?——移民、教育以及选举程序对亚裔美国选民登记及投票的影响

美国黑人和白人在选举投票上的差异性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是亚裔美国人参与投票率低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利用"当前人口调查中关于投票和登记的附录",笔者分析评估了对于亚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群投票率低的四种解释,即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解释、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解释、差异性回报(differential return)解释、制度障碍(institutional barriers)解释。笔者运用一种统计学模型,能够同时对登记和投票进行评估,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社会经济解释在解释白人与亚裔美国人的差异性时,没有像解释白人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差异时那么有说服力;第二,作为文化适应的两项重要指标——移民身份和居住时间——直接影响到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选民登记,但对其投票的影响甚微;第三,教育通常对参与投票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教育对亚裔美国人参与率的影响相对低于其他族群,尤其是白人;第四,制度障碍,尤其是对于选民登记的各种要求,不同比例地屏蔽了很多亚裔美国人,其次是拉美裔美国人,去参与最后的投票。本文的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es)表明,如果没有选民登记这项要求,亚裔美国人和白人在选民投票上将没有区别。     

“逆城镇化”管理问题探讨

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虽快,但数据下掩盖的却是丧失了人本主义的城市躯壳膨胀的现实,人的城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几年更出现了人口外流的逆城镇化现象。城乡人口的流动意向展示的是土地红利的利益归属的预期,在人口红利渐退的今天,依靠土地再次分享改革的红利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尤其是土地农民的诉求,如何实现对土地红利的正义分配,实现改革背景下的制度红利由仰赖土地的外拓型、爆发式的增长到内增型、温养式的可持续增长,是当下城镇化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