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稳定性影响的定量解析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长期特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逐步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减少政府税源。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持续增加我国政府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政府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和支出义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带来财政风险。本文在确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多元化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等措施,以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风险。     

考虑零售商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研究零售商质量控制和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背景下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应用条件风险值度量风险规避程度，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描绘供应链参与者的最优经济行为，设计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考虑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策略对均衡的影响，证明均衡解存在且唯一，并运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求解均衡模型。最后对重要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揭示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对供应链均衡解以及参与者条件风险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越规避风险越有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制造商或零售商自身的CVaR，同时增大对方的CVaR，对因产品合格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而言，制造商所得优于零售商。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环境污染

为明确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首先梳理了要素扭曲对环境影响的理论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说,然后估算了省际资本、劳动要素的扭曲程度以及两者间相对配置状况,最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要素市场扭曲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要素间的扭曲相对程度增加也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进一步分析发现,要素扭曲对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差异,同时人均收入等地区特征变量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