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与大足石刻铭文概论

大足石刻造像 ,据现存纪年造像镌记 ,开凿于初唐高宗永徽元年 ,然具规模的造像 ,晚唐方渐大兴 ,至南宋更达到鼎盛。今大足石刻名下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唐、宋、明、清各代石窟 75处 ,像约 5万余尊。造像内容 ,儒、释、道“三教”并臻 ,而以佛教为最 ,佛教造像中又以密教为特色。大足石刻铭文 ,包括刻在大足石窟、古塔各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 ,概略而言可分为四大类。这些铭文 ,为大足石刻研究 ,乃至为中国石窟建设史、艺术史、宗教史及地方史的研究等 ,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论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组织

西周金文中的"僚"和"友",是不同身份的两类职官.其中的"僚"是指担任副职、负责辅佐正职管理职事的官员;"友"则是指一般的属吏,这类属吏通常是由官长的同族兄弟担任.在西周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正职、副职和属吏的三级科层结构,反映了西周行政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和政事的日益繁复.     

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应公鼎,其铭文有重新释读的必要,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促使今人对周人是否行日名之制、周代宗统君统之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该器铭文的"籫"字,属祭祀动词,其义或与进献稻粱祭祀祖神相关."珷帝日丁"是指周武王.武王以日名为称,纯属个别现象,既不能说明应国始终行日名之制,更无法证明姬周王室有类似习俗.综观文献及相关铜器铭文资料,西周及春秋时期并无后世礼家所谓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之礼制.     

云居寺四座唐代石塔铭文的试析

现存于云居寺的四座唐代石塔——分别为王璬石浮屠(景云二年)、田义起石浮图(太极元年)、李文安石浮图(开元十年)和郑玄泰石浮图(开元十五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且最为集中的一批石塔。在综合考察这四座石塔铭文的基础上,主要对其文例的特点进行辨析,对建塔时间所反映的佛教影响和社会风俗进行了分析,对所涉及的折冲府的正补进行了探讨,对"中兴七年"的蕴义及唐朝前期的政治形势进行了阐述。     

乐从堂藏(犭臣犬)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

文章对所见簋诸器和新见卫簋三器这两组铜器资料重加整理.通过比较可知,两组铜器除器形、纹饰差若相当外,铭文用辞及句例亦多类同,文章据此推断" (犭臣犬)"、"卫"二人为兄弟关系;推知卫簋"各于康太室"应读为"(王)各于康太室";(犭臣犬)簋"祀于其百神,亡不鼎"之"鼎"读作"则";(犭臣犬)簋"金车金狱"之"(族)",原形作"(狱)";并就(犭臣犬)簋、卫簋"日引勿替"一辞对青铜器断代的指标作用进行讨论.     

古今名人铭趣

古往今来,我国不少名人都为自己定有座右铭,以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行为规范。此举颇有情趣,值得效仿。尺铭《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将其"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对联,刻在书房里的镇尺上,借以激励自己,被称为尺铭。墙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将"富非所望不忧贫"这句话,用草书写于宣纸,校好贴在书房的墙上,表现了自己甘于淡泊的     

《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

历史上中原地区河流众多,水运发达,无论是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还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原地区发达的水系和水运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水运的兴衰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进而对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为此,本刊特邀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各自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期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争鸣,促进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内容涉及"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的许多重大史事,除可与《春秋》经传、《史记》、《竹书纪年》等相对比外,许多地方还可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参证,给人许多新知。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保簋(《殷     

虎符

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采用铜制的虎形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称为虎符。虎符的背面刻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左半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并且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才能生效。     

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