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吸纳了外国优秀文化的成分,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内涵;从实现国民意识的实践看,由于康有为主张全体国民共奉孔教,这使他似乎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张中其实暗含着国民意识问题最终体现为宗教或信仰问题,而这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在塑造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中所极其欠缺的。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康有为在儒学近代转型路上的三个失误

民国初年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孔教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但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而其"一教独尊"以及自觉不自觉地与皇权政治的结合又严重背离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儒学"创造性转换"终以失败告终。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康有为哲学的孟学渊源

对于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来说,其思想来源于孔子自不待言。历来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康有为对孟子十分推崇,他的哲学深受孟子的影响。梁启超归纳康有为哲学有四个方面,笔者由此入手,揭示康有为哲学的孟学渊源:康有为的博爱哲学推崇仁和不忍之心,接续了孟子以不忍人之心释仁的传统;孟子所讲的不忍人之心被康有为加以阐发,成为主乐哲学的人性根基,孟子提倡的与民同乐则成为主乐哲学的一部分;孟子对《春秋》的关注成为康有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力主社会历史按照公羊三世演变的进化哲学;孟子基于自由、平等的大同理想成为康有为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     

康有为、谭嗣同三世说的差异

公羊三世说是维新派思想家用以论证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康有为与谭嗣同的三世说思想是其代表。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二人的三世说思想在理论模型、对应的历史阶段、实现三世进化的动力、实现三世进化的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异。     

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初探

康有为以"仁"为核心,吸纳中西社会福利思想的精华,构建起一个政府全面介入、覆盖面广、内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人本思想,对后世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康有为大同学说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重新解释汉宋调和论,形成了以变法维新、救国图强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糅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小康大同说作为自己思想的展开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康有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在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过程,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放眼未来,并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借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