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对20世纪中国面面写实观的影响

写生是对20世纪中国画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个概念,但在中国画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其自身内涵及映射的复杂价值观念却不断发生变化。而写生内涵的变化又对20世纪中国画写实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写生说法早在宋代画论中就已出现,而人们对它的普遍认识,大致是在本世纪初。在晚清以来民族     

康有为晚年“天游化人”的人生状态与其书法创作

康有为晚年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从“济人经世”到“天游化人”之人生状态的转变,他晚年追求“圣、仙、佛”的艺术格局,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洗涤凡庸”、“不夹几许人间烟火”的精神境界。康有为晚年随着这种人生状态的转变和最后人格的完善,完成了“兼容篆、隶、碑、帖意味而圆融和谐,且大气雄浑,不失飞逸”的具有个性化的备美“康体”的创作。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演变的根源与由来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维新改革家。从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他们是草堂师徒,共同奋斗;到海外时期,开始各行其是;从民元到复辟闹剧则正式决裂,成为政坛对手。二者关系的演变,在客观上根源于社会急剧变迁时政治斗争的频繁复杂,中西文化思想的猛烈碰撞;在主观上则根源于康梁的个性、思想意识、奋斗目标,以及环境对他们的不同影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启示

分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政治思想的主旨、宪政思想、启蒙方式和效果、社会变革的动力源、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思想上的回归等方面思想的相同之处,论证了他们在反满反专制、救国之路径、理论风格、宪政模式、国家政体、尊孔保教等几个方面的相异之点.同时,对康梁政治思想的异同之因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各民族之间空前形成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关系,中华民族精神也在各民族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达到了升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后,是发轫阶段;戊戌维新时期,是大力提升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是进一步高涨并结出宝贵果实阶段.探索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内涵及其发展的阶段特点,不仅将推进中华民族精神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而且对于深化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正确评价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建树,正确评价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康有为体育思想略论

康有为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康有为提倡尚武精神,富国强兵军事体育思想和学校体育思想以及女子体育思想等方面进行梳理。康有为的体育思想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与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

戊戌政变后 ,康梁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 ,依靠皇权推行改革。而太后的存在使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此康梁于 190 4年派出以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梁铁君在国内活动近两年 ,清廷立宪呼声日高。梁铁君因向康有为提出放弃刺杀方针 ,不久梁铁君突然被捕。袁世凯等人非常秘密地处死了梁铁君。由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 ,康梁没有因梁铁君死而失望和疾愤 ,而是从此放弃刺杀慈禧的方针 ,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实现自己政治主张     

论康有为《大同书》的社会构想

康有为的《大同书》集中反映了１９世纪末期形成的大同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广泛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养分,揉进了他的政治构想,描绘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远景。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社会构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资本主义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高政治纲领,它给资产阶级维新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对于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维新时期康有为民主思想结构的浅析

民主思想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民本思想是其深隐层次,民主是其表显层次.民本的内核,贴上民主的标签,正是康有为苦心孤诣创造的民主大厦.这一思想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加速了中国政治和思想近代化的进程,同时缩短了中国人与近代民主之间的距离.     

孔教“世界主义”与“国教”——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佚文的新发现及其考析

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在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他却因争取华人基督教徒对于改良运动的支持等实际政治考虑,提出在未来建立"无教界"的孔教世界理想,并在保皇会章程等文献中刻意避免使用针对基督教的"保教"口号。同时,他在加拿大所留的一篇佚文首先提出了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影响这一宗教思想和运动后来发展的一系列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