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

庾信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从时间上来看,可以1949年、1978年为界分为较为明显的三期,经历了由承传新创到曲折演进再到深入拓展的嬗变历程。从表征来看,庾信研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几个热点：庾信年谱考订、作品系年校正和文集整理评介;以《哀江南赋》为焦点的庾信赋文研究及争鸣;以《拟咏怀诗》为核心的庾信诗歌研究及论争;以＂文风＂为主导的庾信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研究;庾信＂人格＂评价、文学史地位及影响史研究等。     

从庾信仕进与归隐间的徘徊论其人格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情感、思想与行为充满了矛盾,为寻求心灵的宁静,庾信从入北始到晚年一直存有归隐之念,然而他欲隐还仕,徘徊于仕隐出处之间。庾信后期道德崇奉与现实行为的矛盾相悖状态体现了他矛盾分裂的人格特点。     

论《采菽堂古诗选》对庾信的推崇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在明清时期诸多古诗选本中表现出对庾信的特别推崇,称许其性情至深,才气横溢,尤重其使"辞"之能,作为其诗学观"情辞并重"的典范,并从诗品与人品方面就历代对庾的批评给予辩解。在论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中,强调庾信"前代之师"的地位,甚至认为杜对庾之五言"亦趋亦步"。这样的推崇与编选者的身世经历和诗学观念相关,也是陈氏意欲为六朝诗正名以及建构六朝诗史的一种手段。     

庾信与“徐庾体”的关系

“徐庾体”是诗文并指的文体概念，它一定程度地促进和激励了庾信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客观上奠定了庾信“集六朝之大成”之文学史地位的基础。“徐庾体”的创作规范养成了庾信深厚的艺术底蕴，所以，当庾信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时，他才能创作出撼动江关的暮年之作，才能成功地将北方的文学风格融入自己原有的南朝文学风格中，使它们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使后代人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作品。这样，庾信则又由于“徐庾体”奠基之功，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造成超越“徐庾体”的事实：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     

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浅析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的多元主题

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亡国之使”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给他的作品增添了几许忧愁。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内容丰富、情感多样,具有思念故国的惆怅、贰臣身份的惭愧、物是人非的感慨、身不由己的无奈、壮志未酬的失意、故国将灭的忧虑等多元主题。庾信对隋唐诗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庾信《哀江南赋》作于入北早年考

《哀江南赋》是庾信“乡关之思”分量最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认为沈炯《归魂赋》直接影响了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并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庾信暮年(公元578年).笔者重新考察了赋中“天道周星”这一重要信息,认为推算的基点应当为侯景反、梁台城乱起之年(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北通好、周弘正使周之年为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归魂赋》很可能在此时被带入北周,且该年距“大盗移国”正好岁星一周.故此,考订《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60年,庾信入北6年,距侯景叛12年,而非暮年之作.     

“求官”于北周——庾信建德间诗歌创作辨析

对庾信的创作只用“乡关之思”来解读未免失之偏颇。本文旨在以“求官”说来分析庾信在建德年间的创作 ,重新辨析庾信部分作品的主旨以及其在北朝的生活状态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论庾信宫体诗的语言艺术

庾信是南北朝后期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他在南北各个时期的作品各具特色。其南朝时期的宫体诗在对仗、锤词炼句和句法变换等三个方面存在突出特点。与其后来的多数作品相比,这时期的宫体诗清新委婉、细腻柔美。与同时代的宫体诗人相比,其在自然语言的组织上更显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