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性别理论应考虑的几个问题——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

李晓光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探讨了如何从社会性别视角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性别理论具有参考价值,值得深入思考。     

学校与课堂中的性别公平问题

本文分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儿童的角色期待以及学校与课堂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揭示了学校与课堂中的性别不公平问题对学生社会化发展及教育公平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了落实性别公平与平等教育的三个层面的策略。     

女性主义对构建和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思考

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分工,在生产关系较为落后的经济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家庭福利的作用.但是却把女性置于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弱势地位,并使男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分工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分工问题的研究,必将为建构一种新型的家庭分工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复仇者与救赎者——社会性别研究角度下的《坏小子》

采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对韩国导演金基德（Ki—duk Kim）执导的影片《坏小子》（BadGuy）进行解读，分析了男女主人公行为的社会性别属性及其与自然性别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两性气质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根源。通过对人物进行社会学、心理学层面上的考察，挖掘出男主人公的复仇行为背后的救赎意味及其所反映出的导演的创作意图和道德立场，希望对当代社会的两性关系提供反思。     

精神归途的迷失与守望——《沙床》阅读札记

葛红兵的《沙床》是一部深刻思考人类终极命运和揭示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心灵无所依傍的小说。对存在与虚无的质疑，对爱情和病苦的直面，对天地万物的审视和谛听，对生命和青春流逝的悲情和无奈，对孤独和隔膜的探寻和反诘，使得这部小说在世纪末情绪的总体氛围中呈现出卓尔不群的人文光辉，透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表象，超越声色犬马和醉生梦死的浅层，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主体条件差异：信息性别分化的主要原因

信息分化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凸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从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的信息分化的现状及表现,可知,信息主体条件差异是性别信息分化的主要原因。     

普通高校开设性别课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传统观念认为,男人是社会性动物,女人则是家庭性动物。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定位不仅限制了两性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并且对性及性别问题有极大的好奇心,因此,高校有必要针对大学生的现实问题开设性别课程,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同时,高校开设性别课程具有天然的师资优势、物质优势、环境优势、学科优势及实践优势等,因此在高校开设性别课程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行性。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欲望的升腾与困囿——论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中女性意识的“双声”同构现象

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以女性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大胆地展示了女性生命本真图景,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心声,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女性意识又不免染上了男权话语的色彩,形成了“双声”同构的两性话语共生的现象。本文主要从作品的结构安排、形象塑造、叙述策略等方面加以论述,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对作者创作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