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绝交论》写作时间的考订及其意义

有关刘孝标《广绝交论》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天监七年、天监九年两种观点。考察刘孝标在天监年间的行迹不难发现，天监十一年是刘孝标生平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界，他由之前的汲汲于仕途功名彻底转向拒弃名利、向往隐逸。这一思想心态的蜕变，是《广绝交论》一文的基本创作前提，该文即作于此年。     

“人面桃花”并非形容女子长得美

“人面桃花”出自唐代孟棨《本事诗·情感》:唐代书生崔护,曾在一年的清明节这天,独自一人到长安城南郊游玩,见到一个庄园,园内花木丛生,环境幽雅宜人.崔护上前,叩门求饮,一年轻女子开门设座,并递给崔护一杯水.年轻女子站在一株桃树旁,含情脉脉地看着崔护.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崔护忽然想起这位年轻女子,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于是直奔城南,但到那里一看,门庭庄园一如既往,大门却已上了锁;桃花依旧,去年的美人儿却不见踪影.     

论通俗小说篇首诗的嬗变

通俗小说篇首引入诗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定型并成为固定的程式,再到消失的过程.其发展规律可以简化为“无-有-无”.通俗小说篇首引入诗词的体裁,也从不固定,信手拈来到有意使用某种体裁,直到全书使用统一的某种诗体.这些因素的发展与变化,是通俗小说创作文人化历程的表现,几乎都与通俗小说的编创者阶层、编创目的、编创者文学追求等因素有关.     

全球一体化催生的一株诗坛奇葩——中韩生态环境诗兴起脉络初探

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生态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影响到了中韩两国的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中韩两国诗坛上先后兴起生态环境诗。虽然中韩在社会基础、诗歌自身发展等因素上存在着各自差异,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生态环境诗则形象地表达了两国诗人对工业文明的共同思考。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时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欧阳予倩佚诗六首

民国时期广西著名佛教刊物《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发表了六首署名欧阳予倩的诗歌,《欧阳予倩全集》未收录这六首诗歌,欧阳予倩著译年表未记载,欧阳予倩传记和各种研究资料也未曾提及。这六首佚诗对于研究欧阳予倩4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以及其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宋代的地震诗

宋代以前,中国诗歌关于地震的书写很少。宋代出现了多首专门吟咏地震灾害和以地震命名的诗作,从群体和个体感受的角度描写了遭受地震灾害的民生疾苦,既继承了《诗经》援灾议政的传统,又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顽强无畏的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显著开拓,标志着地震作为独立的题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