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绝交论》新探

南朝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是一篇奇文,<南史>认为此文意在讽刺到溉、到洽兄弟,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从"兰台聚"诸子与任NC038的交谊及任NC038卒时他们的官职、地位、处境来看,能够并应该伸出援手的不仅是到氏兄弟,而且还包括任NC038在世时与其相交颇深的一大批士人,梁武帝和沈约也在其中.因而,<广绝交论>针砭的主要对象,是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士.<广绝交论>之所以入选<文选>,主要原因不是刘孝绰在其中的作用,而是其本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感交与绝交——从《诗经·小雅·谷风》到《广绝交论》

文章从表现主题和写作体裁两个方面,考察从先秦至梁代的感交和绝交题材作品,辨析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别,并指出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文章重点分析了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广绝交论》,指出该文在感交和绝交题材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文章最后简要剖析了用诗、论和书这三种体裁来表现感交和绝交主题在写作体式上的特点.     

略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和谐文化观

刘勰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文艺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刘勰一生著述颇丰，见之史书著录者有《文心雕龙》、《文集》、《刘子》以及众多的碑文，随着近现代《文心雕龙》学的勃兴，对刘勰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越发深入和拓展。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说过：“人知‘文刘’而不知‘哲学’久矣，虽有辨者，用力不足，难排众口”。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任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任去世的普通七年。     

《潜夫论》的版本分歧与王符的道气思想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得知：汪本是优干旧本的善本。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王符道气观的哲学史价值，在于“道根气使”思想中所蕴含的由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契机。     

试论《花月痕》对《品花宝鉴》的模仿和抄袭

《花月痕》与《品花宝鉴》同为“狭邪小说”，前者比后者晚出数十年之久。晚出之《花月痕》对《品花宝鉴》多有模仿和抄袭。论模仿，从结构方式到人物形象塑造，无不亦步亦趋；论抄袭，纵观通篇，随处可见。具有如此严重缺陷的一部小说，竟然名声甚隆，向以名著视之，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破论》撰者诸说检讨——兼论刘勰《灭惑论》在当时的影响

《三破论》是南朝佚名道教徒抨击佛教的一篇文章。后世对其作者有三种说法：顾欢撰写说、张融撰写说和范缜撰写说。实际上,《三破论》与顾欢等人的佛教思想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三破论》的内容多为宗教攻击,缺少理性分析与论证,这种论辩态度与南朝玄风相悖。以《三破论》为核心的论辩,在南朝并无太大影响。当代学者的研究,常常抬高以《三破论》为中心的佛道论衡在南朝学术争鸣的地位,高估了刘勰《灭惑论》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玄学分析

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远绍旁搜,从自然论、才性论和玄学人生观三个方面,对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进行分析和阐释,认为此信集中体现了嵇康的玄学思想和人生观,可与他的其他著作相互印证。     

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韩厥

韩厥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其生活年代正是晋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但韩厥于兼并动荡的岁月独能以清醒深远的见识,正直无私的人格和稳健谨慎的作风,为晋国的稳定和强大作出贡献,且保全了自己,成为春秋中期晋国少有的善始善终的政治家。     

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定型——以袁桷的诗歌批评为中心

通过对袁桷诗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他在对宋末的诗风批判中,确立了学习唐人诗歌的风貌,并对如何学习唐诗有明确的界定和审美范式。他从源头做起,模仿和借鉴《诗经》以及建安以来优秀诗歌传统。从元大德、延祜年间开始的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文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袁桷凭借文坛领袖地位对当时的诗坛风尚的确立和定型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

缘于历史境遇和生存体验的惊人相似类似,魏晋文化成为民国文人体认传统的文化磁场。刘大杰深谙魏晋文化穿越时空的存在价值,藉以梳理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人生观、政治思想、文艺思潮,盘活了魏晋文化的现代生机。他援西学以立论,关注传统文化演进的内在脉络,褒奖魏晋文化清新自由的学术风貌,彰显了魏晋文化应有的文化地位。他完整勾勒了鲜活如新的魏晋文化镜像,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刘熙载在陶渊明论中的思想探析

刘熙载一生恪守着儒家信仰，特别重视人格修养。他在《艺概》中，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并明确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这一论诗范畴。他特别服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本文试图通过刘熙载对陶渊明论说的分析，以窥其思想及他对人品重视的原因。     

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从一个角度重读《创业史》

《创业史》是柳青长期社会实践和美学思考的结晶，尽管囿于环境，柳青的创作不得不凸显“时代精神”，但在细节的丰富性方面，柳青遵循了创作规律，并以真诚的民生视角带来作品的真实品格。今天，体制的变化不应成为评价作品的重要依凭，《创业史》中体现出的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使它成为探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典型文本。     

艺术家笔下的历史——《刘墉家族与日照》序

对刘墉及其家族的研究,兼跨历史学、书法学两个领域。《刘墉家族与日照》一书梳理了刘墉家族的迁徙线索,介绍了刘墉的政治生涯及其书法艺术成就,叙述了刘墉家族的著名人物事迹与其家族繁荣的规律,显示了作者作为书法艺术家对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