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从<淮南子>中的"桔枳之说"为论述的起点,以桔枳之分的角度厘清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与现代叙事情节观的差异;从桔枳之转的关系指出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转型途径;从桔枳之辩的认识总结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借鉴意义.     

“生活流”与“意识流”——对新时期小说文体特征的研究

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呈现出两种新的独立的文学叙述方式与结构方式,一种是“意识流”,一种是“生活流”。“意识流”遵守的不一定是线性的“顺序”时间,它常常是跳跃的、逆时的、散乱的、交叉性的,打破了因果论、逻辑阐释的时空基础,是对人心灵隐秘的一种原生状态的如实呈现。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的“意识流”创作被单纯地看做一种技巧而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发展。所谓“生活流”小说创作同样是在结构原则上疏解“情节结构”对世界武断、封闭的阐释,以纪实的态度,还原生活本相,破解单一观念对世界的注释,以开放性的文本提供解读世界的多种可能。但是,在“生活流”小说创作中,由于知识分子放弃了干预生活的努力,从积极的人文立场上退却,一种极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倾向在滋生蔓延、膨胀,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曼斯菲尔德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手法的异同

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她的文学创作受到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着极其相似的魅力。比较他们的主题表现手法和写作手法的异同 ,可以看到他们都善于从日常事件中发掘主题思想 ,注重情节在作品中的运用 ,强调人物的心理刻画 ,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试论当代小说和电影文化关系的流变

当代小说和电影改编之间的历史关系几历浮沉,由中国当代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曾经创造了"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辉煌.随着90年代以来小说世俗影响力的滑坡和中国电影商业性因素的增强,第五代导演的小说情结逐渐淡化,而第六代导演反求诸己的自传体情绪的表达又使得他们与当代小说保持了某种自觉疏离.另一方面,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共生共长,文学性、商业性、电影性三者的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状态.     

《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研究向来较少注意到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代小说传统的联系,其实此书暗用“三顾茅庐”之类“三复情节”模式不止一端,其用笔隐微几于使人不觉,而作品的讽刺意义因而更为深广,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是从“食色,性也”角度写他内心理欲之争等。这既是前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影响,更是古代礼数观念和社会上“事不过三”等重“三”的风习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发现使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普遍性获得新的证明,也使“三复情节”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加强。这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     

中国古典悲剧的圆形结构

中国古典悲剧在情节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一种苦乐相错、悲喜交融的曲线之圆。在情节结构上则往往由顺转逆,继而转顺,亦呈现出一种善恶惩报、悲欢离合的圆形,这也是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相区别的最基本的格局和最显著的特征。文章在分析中国古典悲剧圆形结构的成因时,注意到了传统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与作用。     

对故意杀人罪立法的再检视——以一起生母杀婴案为切入点

故意杀人罪是一个古的犯罪,不同的时代所展现的特点和方式有所不。在今天,杀婴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却给刑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应该注意到社会的某些变迁,对某些犯罪现象做出及时的反映,以适应社会发展。     

“滚雪球”与“抖包袱”——试论微篇小说的情节变化与审美兴奋点的形成

微篇小说的情节变化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模式来形成审美兴奋点,实现创作意图:一是“顺向变化———滚雪球”的模式;二是“意外突转———抖包袱”的模式,具体又可分为渐进式突转和抖然式突转。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试论戏剧传奇《绿牡丹》的喜剧性

明代戏曲家吴炳的优秀讽刺喜剧《绿牡丹》的突出喜剧性体现在波澜起伏的情节冲突 ,令人捧腹的喜剧人物形象及题材与事件本身包含的喜剧因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