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乡里谈因果——明清艳情小说因果报应观念中的性别伦理

明清艳情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情节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由欲的极度张扬到曲终奏雅的"空"之间必不可少的转换环节.将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因果报应观念引入艳情小说,是为了强调艳情小说的劝惩意义,从而为艳情小说在大众文化中赢得一席之地.然而正是小说中的"以淫报淫"观念,以及分辨情欲的二元标准,暴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伦理的荒诞之处.男性纵欲的果报由女性承担,已从根本上背离了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观念和因果报应的主旨.明清艳情小说中的这种双重因果观念,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中的、直露的表现,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试论传统刑罚目的理论的结构缺失

无论是刑罚目的论中的报应元素还是预防元素,其各自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部的逻辑矛盾.因此,报应论和预防论这两种理论各自体系内部也存在着长期被忽视的逻辑不统一问题.而所谓取两者之精华综合而成的刑罚报应一体论因为同样是报应元素和预防元素基础上的构建,因此,其同样没有考虑到这两种元素各自的内部分裂问题,最终仍无法解决刑罚目的论的内部矛盾.     

道教生态伦理:以生命为中心

道教建立了"道"化生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强调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形皆含道性",从而建构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普遍的生命平等观。道教还提出了"好生恶杀"的生态伦理规范,并以宗教的积善成仙与善恶报应的观念作为落实这一规范的基本保证。更重要的是,道教将生态伦理诉诸人的道德情感,要求人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以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善待动物和植物。这样,就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道教生态伦理。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论刑罚正当性根据及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正当性根据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础,直到目前最有影响的有三种学说: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本文在评析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的观点:科学的刑罚正当性根据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即在间接一般预防基础上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这一观点可以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刑事司法中主体利益保护的平衡

刑事司法中存在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报应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被害人不具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在保障犯罪人利益基础上通过对犯罪人责任的追究实现对国家、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恢复性司法是对报应性司法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矫正,该制度注重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利益的保护。我国恢复性司法具体制度中,有些制度存在忽视国家利益、偏重受害人和犯罪人利益保护的情况。刑事司法应该在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保护中寻求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利益的存在。     

中国古代的树木崇拜与伐树故事

伐树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类作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持续到晚清。它们在艺术上较为粗疏,且多有重复之处,但其反映出的古人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和反思却很值得关注,其中有三点最为突出:树木有灵的信仰,这也是一种"推人及物"的情怀;无节制的乱砍乱伐会遭受报应的主旨;体现出强烈的树我一体的生命意识,有些伐树故事突破了单纯的因果报应,投射出一种超越物象的生命关怀。     

刑罚分配理论：老年人不适用死刑之思考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将死刑适用于犯罪的老年人。貌似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这却是有违刑罚分配理论的。以报应和功利限制为核心的刑法分配理论是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合理性基础,是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公正性价值理念的,也符合刑法的目的。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地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死刑的存在目前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死刑,这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在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上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