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死刑制度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关于死刑制度存废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有利又有弊。显而易见 ,存在两种论点 :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我国是世界上在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 ,但应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应该减少死刑的罪名。本文阐述减少死刑条款和罪名的理由 ,并提出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论金融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我国刑法在金融犯罪的刑罚体系中设置了除管制以外的所有刑种,与金融犯罪的特点及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相适应,应废除死刑在金融犯罪中的适用,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并扩充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论犯罪“数额”与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解释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与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原理不符。根据法益侵害原则,金融诈骗罪中的数额应当理解受害人因被诈骗而损失的数额;金融诈骗罪未遂时的数额,则应当理解为犯罪行为指向的数额。刑法规定,部分金融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最高刑为死刑,这里的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指犯罪数额以外的间接损失,而不是犯罪数额以内的未挽回的损失。     

“欠债偿命”的逻辑悖论与刑法危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老格言早已划定了中国死刑适用范围,然而刑法“重刑主义”的毒瘤使集资诈骗罪依然保留了死刑规定,如此泛滥的死刑规定导致难以克服的立法与司法的双重逻辑悖论.刑法作为社会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用之不当会造成新的恶害.因此,对集资诈骗罪过多适用死刑判决将不可避免地使刑法产生空前危机,尤其是突破了主客观相统一的量刑规则,荡涤了刑法谦抑性,使刑法沦为国家强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虽然现阶段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通过对行为人剥夺人身自由和既得利益等措施足以有效地遏制非法集资案件的发生,因而并不妨碍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信用证诈骗罪死刑的生命空间

阐明信用证诈骗罪这一的概念构成特征及刑法对信用证诈骗罪的处罚，以刑罚的正当性为视角；选取刑罚的正当性根据中的报应论与功利论为立论基点，对信用证诈骗罪死刑的生命空间做出深入的探讨，进而提出信用证诈骗罪应当废除死刑。     

论贷款诈骗罪主体

我国刑法把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是立法的明显漏洞,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事实上,诈骗罪与其所派生的金融诈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等犯罪是种属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形,而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并列同属诈骗罪的特殊法条.因此,在刑法修改之前,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应依法以贷款诈骗罪追究有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在量刑时要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限制死刑趋势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立法趋势。死刑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手段,在价值论上主要体现为效益性、公正性、非人道性。解决死刑的价值冲突的唯一选择是舍弃死刑的效益性与公正性,而按照刑罚的人道性要求,逐步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可能,但限制死刑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限制死刑不仅可以从司法实践上进行控制,更可以建立完善的赦免制度。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的死刑制度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保留并实际适用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当今不论是刑事法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中国死刑制度的具体适用,积极探讨死刑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彻底废除死刑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还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原则上保留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加以严格限制？刑法修正案（八）为我们表明了立法者的积极态度,并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启示。     

尊重生命、限制死刑适用初论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适用死刑必须十分慎重。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一百多个国家不再执行死刑,但人口在两亿以上的国家都保留了死刑。在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十分激烈,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但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的措施包括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尽可能减少死刑罪名,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主体,并完善相应的替代刑罚体系。     

死刑存废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探究

死刑的废除是司法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理性层面考虑,具有应然性;但限于我国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现实状况,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司法实践中应适当的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协调好死刑应然性与实然性之间的矛盾。     

对死刑适用对象和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问题的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为考察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的适用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并首次规定对部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限制减刑制度。对于这些新规定的理解与具体适用,司法实务界以及理论界目前存在着一些分歧,包括对于不适用死刑的条件、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使用等。对于这些规定理解使用上的分歧,要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解释出发,结合相关的刑法基本理论,坚持刑法的基本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区块链金融的刑法风险与规则之治

区块链技术的特征，一方面奠定了其在金融这一文明社会重要基石中的应用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区块链金融活动中的不法风险埋下了线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际金融应用场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之应用的不法风险，首要体现为以加密货币为基础的区块链金融生态对于骗购外汇类犯罪与洗钱犯罪的助推。区块链ICO等中心化金融活动，更是带来了诸如内幕交易类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扰乱金融秩序的不法风险。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还催生出基于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场景下的犯罪形态。思考区块链金融犯罪的规则之治，现行法规范的缺乏与区块链技术的风险内生性，共同导致了相关犯罪的认定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块链金融领域的刑法风险，需要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来对相关风险加以规制。就外部视角而言，为了将区块链金融犯罪纳入刑事法治的轨道，首先必须重新评估加密货币的刑法定性。对此，应当区分不同加密货币的性质来分情况讨论。同时，还需对区块链技术发展主体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合理界定相关区块链企业的平台责任及监管方式。应当反思当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采用带有包容性特征的监管沙盒模式，允许相关企业在可控的范围内开展颠覆式创新，并基于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合理设置平台责任。就内部视角而言，区块链领域的规则之治还要求区块链企业整合刑事合规要求作为内部控制手段。具体而言，涉及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相关境内企业应当切实履行国内监管要求；涉及区块链金融服务的相关企业应当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整合FATF和各国的反洗钱国内法规做好合规工作；涉及区块链金融交易的相关企业则应密切关注金融交易类的犯罪风险，建立和完善金融证券犯罪风险的刑事合规；涉及区块链智能合约研发的相关境内外企业则应积极推动企业刑事合规与区块链代码的整合。以内外兼修的方式完善区块链的监管方式与规则之治，促使刑事法治对区块链金融犯罪做出积极回应，将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区块链金融领域的创新，助力我国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论行刑经济

行刑经济与刑罚经济、行刑效益、行刑节俭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行刑公正应该是行刑经济的当然内涵。行刑经济的确立在于刑法演进过程中刑法观念转变和刑罚演进的必然结果。观念的转变和具体规则的确立是实现行刑经济的基础。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内涵、根据与意义

作为一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刑法方法论,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意味着在从刑法立法到刑罚执行的刑法过程中应遵循自然科学精神,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并采用自然科学技术。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生产力性和主宰性为形成根据,且此两个根据可以相互说明。在理论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革新刑法学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从而促进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应对犯罪,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值得提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刑法中行为论比较研究

刑法中行为论的学说有因果的行为论(含身体的动作说、有意行为说)、目的的行为论、社会的行为论、人格的行为论,比较起来以有意行为说为可取。依照该说,所谓行为,指基于人的意思或意思支配可能性的身体的动作或者态度。构成刑法上的行为,必须具备1.意思支配的可能性,2.外部的态度。行为具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与不作为。不作为犯,德国学者认为是违反一切命令规范的行为,日本学者之间的表述稍有不同,反映出对不作为犯研究的深化。对不作为犯,前苏联、德、日、意的分类无大差别,德、日通常分为真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德、日学者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