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以先秦儒家为对象的分析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这一精神的具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的扎根研究及实证检验

知识型员工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特征,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时间盗用行为发生更为隐蔽。情境、认知、情感、算计多种因素交织,通过三种路径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整合三种路径,构建起影响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认知—情感—算计”理论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既遵循“相知相爱”路径,又呈现出“趋利避害”特征：组织支持感作为情境认知,一方面直接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认同等情感变量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时间盗用行为,组织认同中介效应的发挥又受到风险损益评估等个体“算计”的负向调节。     

幼儿道德教育的因革损益

改革开放引发了幼儿道德教育变革的重大历史契机,幼儿道德教育逐渐摆脱政治化、成人化、教条化阴影,向幼儿的道德主体性和生活世界回归,更加注重幼儿主体价值和社会性发展意义,以培养幼儿独立人格和道德生命为重大使命。     

高技术企业分权损益经济学分析

根据组织分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企业理论,运用组织分权成本和收益比较的方法,对影响高技术企业组织决策权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高技术企业主要的团队工作方式下,决策权力和控制权力下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解析

会计国际趋同,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为使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各种复杂的现实经济业务,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构建统一的会计信息平台,2006年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本文对新修订的“债务重组”准则的重点、难点、新旧准则的差异及衔接问题进行了解析,并探讨了执行新准则将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     

《周易》中的变革思想

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它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这个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的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地理解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历史实践，既有损益的渐变，也有剧变式的革命，而人类大部分的活动，是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和自我的不断更新，以促进人类生活的繁盛发展。天地是永恒变化的，而圣人的使命就是仿效天地的变化，掌握变化的法则，做出合理的决策。所以“变通”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永远要把握的枢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改革永远在路上。《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     

如何确定收款期限

商业活动中决定给予客户信用优惠时,需要考虑具体的信用条件。信用条件主要包括信用期限、折扣期限、及现金折扣率等。其中,信用期限与企业财务的坏账损失和收账费用密切相关。本文就企业接受客户信用定单时所提出的付款要求时如何确定最佳的付款期限进行分析和决策。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敏感性

研究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敏感性问题。结果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包含的利润信息,并未完全反映在企业高管薪酬设计中,当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时,与高管薪酬正相关,当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与高管薪酬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因此,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纵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增加其自身收益。表明:当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其他利润更高,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可能与上市公司利润平滑有关。     

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长期以来,非经常性损益在我国企业盈余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企业通过增加非经常性损益净额来提高净利润,这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有关部门对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的日益重视,扣非后净利润指标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上市公司通过两条路径操控了扣非后净利润：一是通过经常性费用和非经常性损失或经常性收入和非经常性收益之间的归类变更,从源头上操纵了营业外收支,进而改变了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的确认;二是在披露非经常性损益表时有选择地隐瞒,尽可能少披露收益,而对损失披露较充分。两种方式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报表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和扣非后净利润指标的可信度,也抑制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政策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