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流操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盈余持续性视角研究了现金流操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利用现金流预测模型将上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分为正常部分和操控部分,发现操控现金流的持续性要显著低于正常现金流的持续性,表明现金流操控会使企业的盈余质量下降。和应计操控引起的盈余质量下降相比,现金流操控引起的盈余质量下降更为严重,表明了现金流操控的严重后果。     

“真实销售行为”的动态选择与经济后果

本文在理解企业一般“真实销售竞争”行为基础上深入考察盈余管理动机下“真实销售操控”行为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一般企业的“真实销售竞争”行为会受到企业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非微利公司采取更多“真实销售竞争”行为会对公司下一期“经营业绩增长变化”产生正面影响.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微利公司运用过度“真实销售操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抵消其大部分正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微利公司的“真实销售操控”行为一定会对下一期“经营业绩增长变化”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公司运用更多“激进收入确认”会对下一期“经营业绩增长变化”产生负面影响.     

试论汉语歇后语的翻译

歇后语有极深的民族文化底蕴,表达力很强,雅俗共赏,深受海内外华人的青睐,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瑰宝。卡特福德的不可译性理论在翻译歇后语中显得特别明显。针对不可译性,为了实现语言交际和文化沟通,人们必须在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民俗学和翻译学等多方面的结合点上,探索英译歇后语的操控原则和方法。     

现代阐释学视阈下译者的文化过滤

跨文化语境下的译者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对原语的文化进行挪用、改造与同化。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视界融合"的观点为译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译者的文化过滤行为不仅体现在对译本对象的选择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的现象更为突出,这种过滤现象从意象、内容以及形式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反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已成为国内批判性理解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但他不是从对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及其规范论证的角度去讨论消费社会,而是从符号学的经验分析和人的本真性诉求去批判消费社会。这样的思想样式注定了他对消费社会的否定是非法理性的;他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传统批判理论之审美主义批判的延续和变种。鉴于审美主义批判已在国内的思想界演变成为一种阻碍社会理性批判的文化氛围,应谨慎对待波德里亚并进而廓清他在国内思想界的影响。     

情感操控：3G时代的2G理由

爱情的表达方式,正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改变。通讯传情达意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却在技术的改善中逐渐增加新的内容,它们既为情感的选择和判断提供更多线索和参考,也为感情的支配和操控提供工具和手段。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3G时代的爱情木偶。     

大众阅读与解释的操控——试论托尼·本尼特的阅读理论

大众阅读是在特定的技术发展、宗教衰落和教育普及的条件下产生的。与传统的阅读相比,大众阅读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无教养的阅读而是积极有效的阅读。它所面对的文本是开放性的,语境性的,处在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交织而成的网络中,因此,大众阅读是文化语境中激活性的阅读。     

技术非执行董事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检验

基于委托代理框架,已有研究聚焦于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而非执行董事往往由大股东推举委派,更加独立于管理层,董事的技术背景对研发活动也有积极影响。因此,基于2007-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可操控研发费用为研究视角,运用PSM方法考察技术非执行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技术非执行董事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相比于非国有背景,国有背景下技术非执行董事抑制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的效果更为明显;股权集中度较高时,技术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这为技术非执行董事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政府与企业在完善董事会制度、提高盈余质量等方面提供建议。     

意识形态对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英译的操控

《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早期作品,最初发表于1987年。1988年由文本改编的电影获得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至此原文本才被人所知。之后,小说被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于1993年翻译成英文。英文版《Red Sorghum》一直被认为是集可读性与忠实性于一身的作品。尽管如此,比较原文与译文,我们仍发现翻译过程中明显的改写痕迹。本文将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并运用翻译操控学派代表人之一的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的操控因素,具体分析改写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 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