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去政治化”话语评析——兼论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去政治化”的话语时常见诸学界的论述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引起程度不同的争论。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依据,还有学术研究本身的特性。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观念层面的上层建筑,人文社会科学既要坚守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给予足够的观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论大学公共法律教育

我国大学公共法律教育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 :一是政治化色彩 ,从课程性质的归属到课程的实施方式及从业人员的构成与管理无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是法律教条化倾向 ,主要表现为教材中的唯理主义、唯概念主义和教学方式上的过分倚重灌输。大学公共法律教育应在克服上述倾向基础上找寻历史定位 ,即应既区别于思想政治教育又区别于专业法律教育     

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小说展开的本地化进程,在跨越1949的背景下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其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不仅保存、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传统,而且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重要课题的经验。本土作家为香港城立传,关注香港里街小巷普通民众的生活,以沉积于小街里巷的香港乡土经验作为香港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坚实的立足点,不仅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而且使香港文学走出海派文化的影响,而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南来作家在文艺范式之执守中延续了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并在香港开放的都市环境中使现代主义文学等传统得到拓展,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由此获得了成熟的形态。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互为压力,促使对方提高,以其跨地域性的本地特色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学传统。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

"当代性"与"历史化"是当代文学的基本属性与主要特点,它们的同时并存、双向互动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但就目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提出并强调"历史化"似乎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而"历史化"是离不开史料的,它是史料意识的自觉与自觉的史料意识在研究中的自然呈现。落实到具体实践,则可分"政治化"与"多元化"两个阶段,并彼此呈现各自不同的特色。史料意识的自觉,是包含既立足史料又超越史料的双重内涵,它是对史料进行辨析的同时又将其纳入整体系统的一种话语研究。只有这样,史料才能发挥它的功能价值,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泛政治化文化的终结

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真正动摇了我国几千年传统负向政治文化赖以生成的根基,尤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国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几乎深入民族骨髓的泛政治化文化。泛政治化文化的终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文化领域的重大建设成就之一,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与时俱进、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的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生存博弈

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生态政治运动促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即逐渐走向生态政治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致力于维持现存政治形态下的经济突破,虽带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亦不知不觉陷入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状况.频发的生态危机与低效治理模式的"错配"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了生态政治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治形态的系统转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又往往使这一进程面临诸多变数.要准确把握中国生态政治化的演化进程,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危机案例,动态演绎其中的互动利益博弈;即选取博弈主体,定位其角色,描述其博弈策略和技术.最后,在相关结论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政治化进程进行总体性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