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分析

优秀传统文化其价值最宝贵的地方是能够唤起学生潜意识中的道德情感，这是高职院校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保证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摆在第一的位置，然后才是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所以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积极发展的内容，可以采取的方式有自编优秀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展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和提升授课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水平。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事业单位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从单位的发展角度看,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其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效地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本文对思想政治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     

“90后”大学生主要特征及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目前,"90后"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的主力军,他们现存的思想问题主要包括:思想的自我性与经济生活的依赖性;心态开放却心理脆弱;"网络化"交际及"冷漠化"情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的过分溺爱以及自身的虚荣和任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结合当前形势,从教育主体、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内容这三个主要方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新时期医院工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点分析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有白衣天使之称,人吃五谷杂粮,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当身体机能处于消极的状态就必须要到医院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医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而工会则是将医院职工和党进行紧密关联的一个组织,随着医疗卫生体制的不断改革,医院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工会就需要对自身职责进行明确,立足于新形势之下,对于各种状况和问题进行创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期待获取更好的服务。     

政治文化整合视角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也分析其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等角度展开民主建设进程中整合政治文化的路径分析,以期对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因素。     

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本土外贸企业发展的困局破解

作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发展最直接的载体,中国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制造"的成长过程写照,而其发展瓶颈亦是今日中国对外出口的困局的缩影。笃信"出口创汇"是财富增加源头,"经济人"假定下忽略社会成本,中国外贸企业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依然游走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在传统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解析困局,似乎是一个无解命题。实证经济学在抛开"经济人"假设无疑是无源之水。面对传统经济学对困局破解的无力性,文章基于人文经济学视角重新阐释了我国本土外贸企业发展困局,认为市场与人文不能割裂开来,要正确认识市场,破解必须在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赋予市场更多的人文情怀,并提出具体破解困局措施。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