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挪威育儿家庭政策的经验

育儿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问题,也是关于福利国家和性别平等争论的主要战场。在育儿家庭政策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在育儿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国际视野中,挪威的育儿家庭政策不仅是"妇女友好"的福利政策,同时也是"孩子友好"的福利政策,对我国出台育儿家庭政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包括制定法定的休假政策、采取局部地区试点实施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监管。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员工培训的思想误区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通知,组织开展“企业微课”线上培训工作,为中小企业送政策、送技术、送管理,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据了解,为保证疫情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停课不停学不停训,各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都积极推进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活动,并重点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线上培训补助政策,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七大举措强化行风建设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行风建设,按照高效便民、依法行政、公平公开的要求,务实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行风建设工作,有效提高了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2012年全区常住人口共出生4030人,自然增长率为0.57‰,继续保持了低生育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105.3,处于正常值水平;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7.8%;综合节育措施落实率达88.87%。主要做法有:1、抓队伍,提升计生系统干部素质一是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区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基层计生干部身份和待遇问题,将全区78名计生协管员纳入社区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