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的进化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与国家文化新基建的发展驱动了以数字文化体验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范式,因而产生了革新文化消费渠道和场景、创新智能文化装备制造、打通异构文化数据资源库、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等亟待解决的产业发展新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要求立足产业内部视角,打造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智能装备制造、文化创作开发、文化数字化治理、文化创客协同等五大引擎。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需在文化消费营销创新、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点发力,要开展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内外双循环驱动的创新机制,灵活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数字经济下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与应用

虚拟集聚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数字经济下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已经渗入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集聚效应、新动能、新认识、新增长点等维度剖析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研究虚拟集聚对制造业的冲击及其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应用。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是以“网”为基础、以“台”为依托、以“云”为支撑、以“端”为条件,虚拟集聚是集聚在数字经济下的演进,是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具有智能物流、交易费用、空间范围、信息匹配、知识溢出、弱化黑洞、资源配置等集聚效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制造强国梦形成历史性交汇,促使虚拟集聚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动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带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顶端; 虚拟集聚下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是互联,在应用中需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相辅相成,需要技术的支撑,表现为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与端到端的集成,虚拟集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都是在虚拟空间体现,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调、智能化变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虚拟集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国际供应链中的虚拟集聚显著增长,跨境电商兴起,外贸行业快速数字化发展,教育行业、学术会议借助网络和软件线上进行,线上办公、云端会展快速流行,网络与快递业、餐饮与外卖业、短视频与直播经济、云医疗与大健康迅猛发展,数字阅读、文娱产业线上流行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也将推动科技发展带来经济新增长点。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