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邯郸记》

汤显祖的《邯郸记》加强了世俗内容和文人自身命运的体验，以及地域色彩的渲染，因而成为一部跨越时空依然余香缭绕的珍品。     

"天"有病,人知否?——龚自珍批判思想的哲学解读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亥杂诗>).龚自珍这位给"天"诊病的晚清思想家,在道光时代,可能是看得最远的中国人.当满朝文武还沉浸在"超汉迈唐"的盛世幻想中,他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腐败,大清帝国已像春天的橘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龚自珍位卑言轻,纵是忧国忧民,也都被认为是一个文人不得意的牢骚罢了.他悲怆地呼喊几声,应者寥寥;但他犀利的批判思想,恰如一道闪光,横空出世,仿佛给患病的帝国开出一剂猛药.这剂药能改变"万马齐暗究可哀"的世局吗?     

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

在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味蕾的感受、知识的积累、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附着在具体的食物上,大大扩展了饮食的文化内涵.在众多意蕴闳深的食品中,栗子,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当和故园之思联系在一起时,炒栗子甚至变成了一种政治一文化符号.今人之欣赏糖炒栗子,除了苏辙的旧时秘方,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郝懿行的精彩考辨,周作人的苦涩文章,还有各自多姿多彩的口感与记忆.正因为其意蕴的丰富多彩,糖炒栗子成了敷陈"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的绝佳题材.     

青绿山水画色彩探析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山水画的健康和谐的色彩观念,探索山水画色彩发展方向,采用文人水墨画与青绿山水画两种不同的色彩观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青绿山水画坛大师作品为例,考察青绿山水画的深层思想内涵、风格成因及对当代与后世画坛的重大意义。认为应有一种更好地守护与继承传统的自觉意识,从更为健康多元的角度来全面建构中国山水画色彩的格局,开拓中国画斑斓多姿的色彩世界。     

略论中国文学的分期

唐宋之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人观念、文学题材、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语言媒介、审美趣味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宋代是我国近代文学的开端。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文人批判（连载）

如果你看见一个文人在大宴宾客千万不必吃惊,世上之事大凡如此,合理合情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却合符世道和时尚,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6.高雅艺术集体滑坡这些年高雅的艺术纷纷落马,先是朦胧诗和前卫歌舞中枪倒下,然后印象派绘画曲高和寡无人问津,再接着饮恨断气的是各种戏剧,特别是川剧,任随你打强心针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救不了它们的命,演员改当茶博士,剧场改成了电子游戏厅或网吧,唱戏的一个个面如土色,倒是几个无比坚强的票友还在振兴戏剧,做回光返照式的挣扎。整个川剧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变脸还能使人兴奋一二,除此,谁还在乎…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

在元代传记中出现了大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这些传记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其中色目人与中原文人的交谊与契合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色目人融入中原社会,遵从中原礼俗,学习中原文学艺术;中原文人与色目人友好交往与互动,赞颂色目人的品格与成就;色目人与中原文人合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展现了元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现象,体现出多民族一体的状况,可见多族士人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努力,为涵括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质素。     

明末清初绘画之“逸”探微

明中后期,画坛对“逸”的阐释,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画禅室随笔》、《绘事微言》与 《南田画跋》为基础,从“逸气”、“逸品”与“逸笔”三个层面,阐析明末清初绘画之“逸”的内涵与特征。 明末清初时期,画理之“逸”重在意会,因而难以言明,各家画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逸”所包含的 “脱离”之本意,以及隐于山水林泉间的风尚与情怀。超凡脱俗的意境与隐逸的精神仍是绘画之“逸”的必备特点。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通过绘事实践,逐渐将不拘于常规的、个性化的表现风格纳入“逸”高绝脱俗的审美范畴之中,由此推动了“逸”逐步放纵化的表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