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中知行学说脉络的清理与分析

一、理学体系中知行范畴的解析: 理学范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它由理气论(天)、心性论(人)、知行论(中介)、天人论(结论)四个部分组成,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明代女真社会的“商人”群体

女真商人的绝大多数是由各部族的首领构成,从事商业活动只是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部分,而这种商业活动是以明朝的朝贡制度为基础的。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受政治权力的影响,同时,商业活动也影响着政治权力的消长。从事商业活动的女真人,不仅要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要从事渔猎、农耕、掠夺及其他经济活动。女真商人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入女真地区,促进了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上篇:日暮思陵噪晚鸦1644年,北京的春天姗姗来迟。除夕的钟声远去百日,紫禁城的寒风还在流连。让史家无限同情的崇祯皇帝终究没能拥抱甲申年的春天,随着“闯逆”破城,这位有心中兴、无力回天的悲剧帝王把尊贵的躯体、深重的遗憾和277年的祖宗基业一同挂在煤山(景山)的一棵老槐树上。一个王朝只剩下一个远去的背影。这一天是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平心而论,以崇祯皇帝的辛苦勤勉历政,他似乎不该成为亡国之君。崇祯以前的几代皇帝,很少临朝听政,甚至很少同群臣见面。他们的热情、才华、时间和精力,大多耗在了后宫。崇祯登极以后,竭力矫正自明…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 ,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 ;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 ,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 ,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 ,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试析晚明对安南黎、莫政权之间的平衡政策

明万历二十年,安南黎氏将莫氏赶出京城升龙,重新夺回政权。面对安南再次易主,明朝士大夫曾欲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即同时承认黎氏、莫氏为明朝的贡臣,但黎强莫弱,随着安南政局的变化,黎氏掌控了安南绝大部地区,而莫氏只能苟延于高平山区,最后,明朝只能接受现实,承认黎氏为安南的唯一合法政权。明朝为了利用莫氏来抑制黎氏,要求黎氏允许莫氏于高平地区自治。     

人生是一场静悄悄的储蓄

他知道,到了从攒了22年的"储钱罐"里取出"钱"来的时候了。这些"钱",关乎历史、关乎人性、关乎灵魂。     

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

明朝在乌思藏、乃至整个藏区管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为三个 阶段的，而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总体上看，明朝的治藏政策是向着越来 越严密、完备的方向发展的，这是随着对藏区形势的不断深入了解而进一步调整、 变通的结果。明朝管理藏区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继承元朝有效治理政策、继续 "僧俗并重"的同时，更加注重并有效发挥了朝贡贸易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空 前紧密的经济联系巩固、发展了自元以来形成的中央王朝同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 关系，使明朝的政令得以顺利地在藏区贯彻、执行。     

廷杖制度与明朝的衰亡

明洪武八年，朱元璋杖死刑部主事茹太素，开了明朝廷杖朝臣的先例，以后明朝的各位皇帝纷纷效仿，甚至到南明小朝廷时依然存在。廷杖这种法外酷刑对明王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