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

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地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地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成化二十二年苏门答剌国使节

明朝时期,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大巽他岛东北部有苏门答剌国.该国因受郑和下西洋等影响,从永乐年间开始遣使赴中国朝贡,定期朝贡达30余年之久,但之后几近中断50余年,直至成化十六年(1480)再次遣使赴华.然而成化年间的赴华朝贡使节发生了与朝贡国身份不相符的违法事件,并引发了不愉快的纠纷:一是利用外交使节的特权,进行贩卖人口及装载私盐等不法行为;二是朝贡使节并无携带勘合和印信,实际是以交易为目的,伪称是苏门答剌国使节.促成这些不法行为有其深层背景和原因.     

“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兼与刘浦江商榷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此后,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刘浦江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与史实相去甚远。明代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重修《宋史》,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代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二十一史"在明代的广泛传播等方面就能看出来。它说明,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明代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未被颠覆。也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未为明人所普遍接受。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白银货币化使得明代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受到削弱,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经济控制力严重弱化,明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专制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     

优秀企业家的识人之术

明朝富豪沈万三,在怎样识别人才方面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沈万三发家后不断有人来投奔他。每一位来投奔他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能力与特长,有的会吟诗、有的从过商、有的从过军……他们都盼望靠自己的本事在沈万三这里谋一份职业。而如何考察、评价、调度使用好这些人,就成为沈万三费心定夺的一件事情。     

明朝佛教发展概况（四）

“以开山功德主为己任”——徽商在经济方面对佛教的支持清代江登云等撰写的《歙风俗礼教考》载,古时的徽州人并不崇尚佛教：“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但是,明万历时为什么会在徽州,发生轰轰烈烈的尊佛开发盛事？     

略论明朝农民战争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明朝农民战争与其以往的农民武装斗争相比,规模和历史作用都比较大,让清初的统治阶级进一步地意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抵御,于是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团结     

《大明集礼》撰刊与行用考述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

朝贡制度是明朝西番治理的核心，然厚赏来使，尤其是对朝贡遣使按员给赏，导致违例进贡，特别是遣使过多过滥的现象屡禁不绝，相应推高了治理成本。隆庆三年的改革，涉及贡期、赏额、贡额，以及对冒名进贡者的惩处等方面，在将西番朝贡遣使的人员限额提高约十倍甚至百倍的同时，着重以大幅减少进京贡使数量和限制近边番僧的朝贡规模等途径来达到节省开支的目的。经此改革，西番违例进贡事件大为减少，进京贡使的限额规定得到较好执行，贡使总人数大幅下降，明朝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得到节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番治理的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的兼顾。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的原因，一是较强的针对性策略，二是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权责，三是较好地解决了西番贡使在边关驻留期间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