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刍议——以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为例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十分快速,各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各地纷纷成立并投入到使用中。但是在社会工作专业化还不够成熟的环境中,内地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少服务领域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和职业特色。本文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为切入点,反思了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界限在哪里,哪些服务领域内引进社会工作才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和职业特色。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健康发展,体现出社会工作对社会的真正价值和贡献。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     

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改革的深入,互联网医疗服务成为新生业态.然而,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缺乏统一规范的监管体系,多头监管、个人隐私隐患大、纠纷处理解决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尚未解决,不利于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梳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美国的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监管和个人隐私保护、欧盟的互联医疗数据管理、英国的行业协会监管等,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建议从完善立法体系、建设隐私保护机制、构建行业监管、明晰医疗服务主体责任等方面健全互联网医疗法律监管制度,以期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业发展,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与中国消费方式的变迁:可持续消费的视角

文章主要依据史料将中国消费品及相关服务供给模式的社会变迁大致区分为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供给模式的主要特征、分送方式、生态环境及其社会关系、消费体验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农经济背景下,乡村生活为主体,消费品及相关服务的供给以家庭和社区共同体为主;计划经济的再分配体制下的供给模式特征则以国家供给为主、家庭和社区为辅,市场严重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市场为主,国家力量依然强大,家庭和社区萎缩。不同模式下社会成员的生态环境、权利义务关系、消费者身份认同及其环境后果,存在明显差异。在高调提倡践行可持续消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之前,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重要领域和论题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