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执行中的“次标准”——基于2006-2010年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对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6-2010年间关于珠三角农民工的三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次标准,即在劳动法规定的强制性劳动标准之外,劳动法的执行过程产生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标准。该标准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并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次标准是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长期分离的结果,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在于两者分别应对不同的需要,法律文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法律实践则满足现实需要。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应——一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强资本、弱劳工”的趋势,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同时维护世界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基本权益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公司社会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守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和劳工权益的保护。在西方社会,消费者群体和由此而来的消费者运动则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运动的原动力之一。跨国公司面临来自市民社会、劳工组织的压力,开始关心生产工人的权益,履行社会责任,同时遵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规定,利用其在“商品链”中的主导地位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守则,要求生产他们品…     

“扩展的临床视角”下企业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以广东D厂的新员工为目标群体

在劳资冲突愈发严重的当代中国,作为劳资之间的沟通桥梁,企业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巴尔廓帕尔提出的扩展的临床视角,结合笔者在广东D厂的实习社工经验,从人与环境的双重改变入手,本文构建了面向新员工的企业社会工作干预策略,阐述了社会工作介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在员工高流失率困扰越来越多企业的情况下,选取新员工进行企业社工干预的尝试不仅具有可行性,也是社工介入企业领域的新契机。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受富士康事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14.7%的外来工是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虽然与普通群体(如学生、护士、普通市民等)相比,其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是与劳动权益状况密切相关。Logit回归分析表明,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社会网络对调节外来工精神健康作用甚微。在当前的用工模式下,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损害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符合中国现实。我们主张,精神健康是劳动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一书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作者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pain);深入考察了打工妹的身份认同(identity)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的形成过程和打工妹的身体呈现。鉴于该书对底层(subaltern)劳工研究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我将从底层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回顾…     

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

“政府主导的购买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模式。从政府到民间、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几乎都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基于对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历史进程的回顾,本文指出,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是社会工作转向“社会导向”的必要条件。本文呼吁大陆借鉴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在专业化的同时推动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